●近20年的中国文学还需突破哪些瓶颈？

　　●社会转型给文学书写带来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平凡的世界》凭什么成为一代文学经典？

　　●“人文关怀”何以常常沦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明显的社会转型加速期。转型激起新的社会变化，对当代文学发展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文学应该怎样应对这样一个时代？作家应该如何观察、理解和表达所面对的现实？

　　新时期文学从反拨“文学政治化”开始。这种反拨在上世纪80年代稍显过度，以致当时的文学一度曾陷入与社会、人生相疏离的“纯文学”泥沼。到了90年代，随着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这样的文学受到广泛的批评，但在此基础上兴起的以关注现实、关怀民生为旨归的文学，无论是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还是新世纪的“底层写作”“非虚构”文学等，都不能让人满意。

　　首先是历史理性欠缺的问题。由于作家缺乏清晰而明确的历史判断，因而他们在表现社会问题的时候，多浮于表面，或作幼稚的道德叫喊，或陷于迷惘、彷徨的情绪不能自拔。“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底层写作”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以后者为例，作家高喊着要关怀底层，但所表现的却多是带有想象性和虚构性的片面化、苦难化的底层，至于底层是否有更丰富多元的生命体验，苦难背后是否有更复杂的历史、文化和人性根源，这些问题却鲜有人做认真的思考和挖掘。历史理性欠缺也许和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及非理性思潮影响有关，当然也与转型时期社会历史发展本身的复杂性有关，但是不管怎样，作家在面对一种丰富而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时候，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从表面上去看待它、反映它，而应该更全面、深入地去观察和探索，否则便会陷于片面和浅薄。新世纪十余年，在描写社会转型的作品中，固然也有一些经典，但它们令人印象深刻之处，仍多只在其所传达的即时性、应激性的时代情绪和作家本有的艺术功力，而非对新的时代的深刻认知。

　　其次是与历史理性欠缺相关的作家的精神姿态问题。我们常常发现，作家尤其是成名作家，在表现现实时，和现实生活之间常常是有距离的。这种距离，一方面是时空上的，即作家随着生活境遇改变，与原来的成长环境脱离，和社会生活之间常常出现隔膜；另一方面是精神上的，即作家虽然口口声声要关心现实、关怀民生，但他在精神姿态上却并没有真正将自己与所要关怀的世界和人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而是高高在上、俯视众生，因而他与他所要关怀的世界和人也是隔膜的。时空距离理论上是不难克服的，但精神距离却极为顽固。在贾平凹广受好评的近作《带灯》中，作家对社会现实的书写力度和深度，虽较之于他此前的创作有明显进步，但仔细来看，还是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小说主人公带灯（秦岭深处某镇政府“综治办主任”）有救世之心，却无救世之力，她主动下基层，走进现实，走近底层，最终却被遇到的困难所压垮而陷入了迷狂，这样的结局安排早早地斩断了小说去往更广阔、更深层世界的路径，它使小说的重心从表现社会现实，转向了表现人物内心，而经由主人公带灯的内心所传递出来的作者的那种颓唐感伤情绪、悠游闲适并怡然自得的文化意趣，再明白不过地向我们展现了作家“关心现实，关怀底层”态度的某种偏差，也清晰地展现了作家与他所要关怀的那个世界在精神上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