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李健吾的名声，不全是靠了写评论文章，有一半是靠了他打过的大大小小的笔仗。

　　一说打笔仗，好些人会想到论敌，李健吾的笔仗，几乎全是在好朋友之间打起来的。他跟巴金之间的一场笔仗，就是个不大不小的例子。

　　1935年11月3日，李健吾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章评论巴金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署的是他写评论文章专用的一个笔名——刘西渭。

　　这些年，巴金对健吾很是关照，将初到上海的健吾，介绍给上海的朋友，且出版了李的戏剧集。不必说是感念，情分上总是近了些。文章开头，表白了一番自己对批评的看法。感情归感情，批评自有它独立的尊严。批评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生的存在。批评者绝不油滑，他有自己做人生现象解释的根据。一个批评者需要广大的胸襟，但是不怕没有广大的胸襟，更怕的是缺乏深刻的体味。

　　在具体评论中，李健吾认为，评价巴金的这三部作品，甚或巴金的全部作品，必须了解巴金对于人生的态度。所谓态度者也，不是对事，不是对人，而是对全社会全人生的一种全人格的反映。凡含有自私自利的成分的，无不见摈。用巴金作品中人物的术语说，他的爱是为了人类，他的憎是为了制度。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可以读他所有的著作，不至于误会他所有的愤激。

　　巴金作品的最大特质是热情。他用热情化为文字，也就用这热情的文字感动了他的读者，那些同样怀有热情的现世青年。“你可以想象那样一群青年男女，怎样抱住他的小说，例如《雨》，和《雨》里的人物一起哭笑。还有比这更需要的！更适宜的！更那么说不出来地说出他们的愿望。”

　　同时指出，这热情，成功了他叙述的顺畅，也带来了他文笔的瑕疵。“你可以想象他行文的迅速。有的流畅是几经雕琢的效果，有的是自然而然的气势。在这二者之间，巴金先生的文笔似乎属于后者。他不用风格，热情就是他的风格。好时节，你一口气读下去；坏时节，文章不等上口，便已滑了过去。这里未尝没有毛病，你正要注目，却已经卷进了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