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姚文放，扬州大学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表征性解释”的释义

　　所谓“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是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讨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时提出的，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①在卡勒看来，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化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对于作品的解读方法从传统的“鉴赏性解释”演变为现今的“表征性解释”。他说：“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正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文化研究很容易变成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它把作品作为反映作品之外什么东西的实例或者表征来对待，而不认为作品是其本身内在要点的表征。”②

　　所谓“鉴赏性解释”，就是采用“细读”(close reading)方式，通过对作品丰富复杂、精微要妙之处的欣赏和感悟来领略作品的情感意蕴，通过对文学作品语言、结构、叙事、修辞、文体、音韵等形式元素的鉴别和分析以把握作品的审美价值；而“表征性解释”则采用“社会政治分析”的方式，依据“社会同一性”的理念，通过社会政治分析去揭示作品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同一关系，它将研究兴趣从作品之内转向了作品之外，聚焦于作品背后的社会政治结构，将不同作品视为显示同一个社会政治结构的表征。可见“表征性解释”的出场提出了一套新的标准和方法，对于衡量文学经典的传统标准提出了挑战，在到底是根据作品本身“杰出的文学价值”，还是凭借作品在文化方面的代表性、政治上的公正性以及为某个少数群体代言来决定文学经典的问题上形成重大的分歧。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文学经典之争”让人们发现了一个长期存在的误区。关于文学经典，以往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什么是经典”的问题上，实际上在其背后还有一个“谁的经典”的问题，如果说前者关乎文学作品在审美和艺术上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的话，那么，后者则关乎文化权力的博弈和较量，它较之前者无疑更加重要、更加实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以往备受崇奉的文学经典几乎清一色都是出自去世的、白色人种的、欧洲的、男性的(Dead White European Man，简称DWEM)作家之手笔，而把活着的、有色人种的、非欧洲的、女性的作家排除在外，从荷马和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维吉尔、奥维德，到薄伽丘、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到高乃依、莫里哀、歌德、席勒，再到果戈理、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无一例外均为DWEM。不言而喻，这一“经典壁垒”是建立在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级歧视、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厚古薄今的偏见之上的，它体现着性别、种族、阶级、地缘等等之间文化权力的较量，带有显著的意识形态意味和政治色彩。可见，所谓“文学经典之争”的核心问题就是“文化权力之争”，特别是当它与种种社会运动和思想潮流风云际会之时，这场“世纪之争”便超出了文学本身，成为一场震动整个社会、波及众多人群的轰轰烈烈的文化战争。

　　值此“文学经典之争”方兴未艾之际，出现了三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是认为经典名著从来就不由“杰出的文学价值”来决定，而是由它代表的历史语境决定的；二是认为“杰出的文学价值”这一标准的实际应用从来就受到非文学标准的干扰，包括种族的、性别的等种种非文学标准的干扰；三是认为所谓“杰出的文学价值”这个观点本身从来就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它将某种文化利益和目的神化了，将其奉为衡量文学优劣的唯一标准。[1](P52)可见，现今根据在文化、政治和群体利益方面的代表性来解读作品，或者说根据文化权力的较量来衡量作品，进而求解文学经典的成因的做法非常流行，而卡勒的“表征性解释”一说正可谓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