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20世纪的始末，文学理论经历了两次转向，这两次转向恰恰都是在语言学的地盘上发生的，其中后一次转向即话语理论的提出。对于话语理论作出大贡献的，当数法国学者福柯，他力图为话语问题提供一种制度化的背景，一种权力关系的基础，在话语问题上打开一条通往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的路径。福柯对于晚近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折发挥了重要的参照效用。中国文学理论一直致力于重建自己的话语系统而从未停息，无论是时代变迁、体制更替还是社会思潮的激荡，都在文学理论话语的嬗变中得到及时的回应。从对于国内学界风靡一时的“关键词批评”这一个案的分析可知，“关键词”作为文学理论话语，它的铸成乃是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演变中穿行，在各种权力关系的博弈中被形塑的动态过程。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批准号：11AZW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一 文学理论范式的两次转向

　　在20世纪的一头一尾，文学理论经历了两次转向，一是从历史主义到形式主义“向内转”，一是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向外转”，耐人寻味的是，这南辕北辙的两次转向恰恰都是在语言学的地盘上发生的。

　　文学理论早先的“向内转”，是从两个源头开始发动的，一是索绪尔的语言学，一是俄国形式主义。这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切近的渊源关系，就像两条纠结缠绕的线索一样剪不断、理还乱，而且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上还发生了十分凑巧的历史遇合。俄国形式主义的兴起也就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在巴黎出版前后，该学派反对用社会史、思想史、个人传记和心理分析等“外在的”研究代替文学研究本身，强调文学语言形式的独立自主性和自身规律。然而这一学术主张并不见容于当时前苏联的政治气候，最终在三十年代初遭到批判。经过了三十余年的沉寂，俄国形式主义终于熬到了出头的日子，虽然期间曾有人作过译介和推荐，但1965年保加利亚裔法国学者茨韦坦·托多罗夫将该学派的代表性论文结集为《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论文集》以法语出版，才真正成为俄国形式主义东山再起以至产生世界性影响的契机，而此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也因《普通语言学教程》英译本的问世而刚刚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开来。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并不否认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历史现象，他不止一次说过：“一定的语言状态始终是历史因素的产物”，“我们不能不把语言放到它的社会环境里去考察，并像对待其它社会制度一样去提出问题”①。但是如果对他的说法仔细推敲一下的话，会发现他所说的社会性、历史性仅限于语言现象和语言实践本身，主要是指语言/符号、概念/语音、能指/所指、言语/语言等关系的社会性、历史性生成。索绪尔对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作出区分，认为前者是先于具体言语行为而存在的普遍语言规则，而后者则是具体的言语行为；或者说前者是语言的社会特征，而后者则是通过具体的言语行为对语言的社会特征的体现。这就像一盘棋，语言(langue)是下棋的规则，而言语(parole)则是下的每一步棋。索绪尔所说语言的社会特征并非指下棋之外的社会现实，而是指下棋双方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是指这种游戏规则约定俗成的社会性，至于其中某一步棋该如何走，并不以下棋之外的社会现实为根据，也不受下棋之外的社会现实的支配。这一点使得索绪尔关于语言的社会性的论述受到质疑，斯图尔特·霍尔指出：“索绪尔对语言的关注恐怕是太排他了。对语言形式方面的注意的确把注意力移离较为互动的和对话的语言特征，即移离了实际使用的语言，即在现实情境中，在不同类型说话者之间的对话中起作用的语言。这就不必惊讶为什么语言权力的问题——例如不同状态和地位的说话者之间的权力问题——对索绪尔而言没有发生。”②索绪尔的这一偏差也说明他虽然提出了语言的社会性问题，但又无所用心，他的兴趣不在这儿，不在语言外部的社会现实，而在语言形式本身。因此在索绪尔肯定语言的社会性、历史性同时，语言结构背后更加重大的历史演进、社会变迁和人类命运恰恰成为盲点，而语言现象所潜藏的权力、身份、语境等问题的探讨均告阙如。也许将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诉诸一个语言学家或一种语言学理论那是过于苛求了，但后来文学理论的发展却说明上述问题的提出完全是必然的和必要的，也是能够积极促进语言文化本身的深化和提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