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娜拉”是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子，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新女性形象的一个象征。男性启蒙者试图以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去唤起中国女性自我解放的现代意识；但新女性作家却以自身经历的“情殇”叙事，去反向地陈诉她们“被娜拉”而实为“玩偶”的尴尬境遇。新女性与启蒙者这种相互矛盾的对立情绪，最终消解了“娜拉”在中国的人造神话。

　　【关 键 词】“玩偶”/“娜拉”/启蒙/神话

　　【作者简介】宋剑华，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文学研究。

　　说到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运动，我们首先会想到挪威作家易卜生。众所周知，1918年《新青年》出版了一个“易卜生专号”，使中国人知道了西方有个女性名叫“娜拉”，她敢于反抗性别歧视并勇敢地离家出走，最终摆脱了受制于夫权束缚的“玩偶”命运。于是一时间，“女性解放”之声不绝于耳，“娜拉”不仅成为了中国女性的效法对象，同时更为处境尴尬的新文化运动，注入了一针令人兴奋的强心剂①。因为将妇女问题升华为社会问题，无疑会增强国人对于思想启蒙的关注热情；而《玩偶之家》绝对中国化的意义阐释，又直接导致了“五四”时期“所有价值观念的变革”②。所以茅盾才会颇有感慨地回忆说：“易卜生和我国近年来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是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曾把这位北欧文学家作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等新运动的象征。那个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心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上，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③

　　毋庸置疑，易卜生以其《玩偶之家》拯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空前繁荣；而中国“娜拉”所负载起的那些苦难意识，也被悄然转换成了民族振兴的时代符号。但“娜拉”一词原本是出自于男性之口，它从一开始便是一种普遍意义而非性别意义。比如，胡适早在倡导“易卜生主义”时，就已经开诚布公地声明在先：“我们的宗旨……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④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社会改革”一词的巧妙使用——什么是“社会”？说穿了无非就是男性主体的利益集团。所以“社会变革”的真正实质，就是新的男性主体的利益集团，要颠覆旧的男性主体的利益集团，“性别”只不过是一种用来遮掩的幌子罢了。“五四”女作家庐隐最早看出了一些门道，她曾直言不讳地抨击道，男性言说“娜拉”的真实目的，并不是想改变女性群体的“玩偶”地位，而是在“利用妇女解放‘冠冕堂皇’名目，施行阴险狡诈伎俩”而已。因为庐隐并不相信男人的良心发现，所以她才会向社会大声呼吁说：“妇女解放问题，一定要妇女本身解决。”⑤其实何止是庐隐一人，中国现代女作家如沉樱、石评梅、凌淑华、罗洪、萧红、梅娘、施济美、张爱玲、苏青等人，也都对“娜拉”主义持顽强抵触的排斥态度，她们以一篇篇充满着自身生命体验的文学作品，向读者述说着一个个新女性被“娜拉”而实为“玩偶”的悲惨命运。

　　一、“玩偶”的失语——谁在言说与为谁言说

　　谈到中国新女性的真实处境，我们仍然需要从思想启蒙说起。

　　众所周知，受西方人文思潮的深刻影响，早在晚清社会的历史变革中，“女性解放”的响亮口号，就已经是铺天盖地呼声四起。根据现有史料的线索来看，上海《申报》于1876年3月，曾发起过一场“兴办女学”的社会大讨论；其中署名为“棣华书屋”的长文《论女学》，便在当时的上海滩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到了1878年，《申报》又组织文章，对女子参与社交问题再次展开热烈讨论；而1897年春天，梁启超与谭嗣同等人更是在中国妇女界兴起了一场“天足运动”。从此以后，在人类现代文明的感召之下，国内“女性解放”的强劲势头，则更是此起彼伏锐不可当。

　　然而，“女性解放”究竟是“谁在言说”？当然是那些男性启蒙精英了。紧接着便又出现了一个问题：男性启蒙者究竟是在“为谁言说”？关于这一问题那可就大有深意了。晚清时期倡导“女性解放”运动之不遗余力者，当首推岭南思想革命家梁启超。他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一文里，提出来一个绝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主张：“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⑥梁启超这种“救国”需始于“救国人母”的鸿篇高论，几乎受到了当时社会大多数知识精英的全力追捧。比如“竹庄”就在《女子世界》上撰文响应说：“女子者，国民之母，种族所由来也。”故他认为无“国母”便无“国民”，只有“国母”解放了，“国民”才能够得以解放⑦。而“亚特”也撰文阐明立场，他强调“国母”为“因”而“国民”为“果”，若“国无国民母，则国民安生；国无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故欲铸造国民，必先铸造国民母始。”⑧

　　综观晚清时期男性知识精英的启蒙言说，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言说者注意到了中国妇女没有人权地位的历史事实，并且也意识到了她们在男权社会中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因此在一个女性缺少掌握自我命运话语权的封建体制内，由他们出面去替那些不幸女性诉说苦难和代言解放，无疑是一种有识之士悲天怜人的正义之举，我们应该对其正面意义给予一定程度上的充分肯定。二是言说者畅言解放“国民之母”的真实意图，却并非是在于“母”而是在于“民”，梁启超等人其实是想要通过“母”与“民”之间关系的逻辑转换，去突现他们“新一国之民”的梦寐以求的人文理想，这又与西方现代女性解放运动的根本宗旨完全不同。如此一来，由“男性”在“言说”到为“男性”而“言说”，便构成了晚清女性解放运动的全部内容；而那些作为男性“玩偶”的中国女性，则始终是处在高度失语的状态之下。虽然晚清也出了一个女中豪杰秋瑾，并对女界发出过除去奴隶根性的热切呼唤，但是秋瑾本人则在《勉女权》一诗中明确地表示过，女性解放必须同“反清排满”的社会革命结为一体，只有在“恢复江山劳素手”中“独立占头筹”，才能够“一洗从前羞耻垢”获取属于自身性别的“真自由”！秋瑾将女性解放捆绑于社会解放，这说明她也并不了解女性解放的真正含义，同时更是流露出女性渴望被男性拯救的殷切期待，对此无论学界怎样去辩解都是令人沮丧的徒劳之举。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女性解放”最热闹的一个时代，各种打着西方旗号的理论主张轮番上阵，营造了一种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繁荣场景。比如从《易卜生主义》中人们引申出了“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从《娜拉走后怎样》中人们又引申出了“独立女性”与“职业女性”。其它诸如“贞操”与“节烈”、“离婚”与“试婚”等一系列问题，也都成为了当时启蒙精英常常挂在嘴边的热门话题。甚至更有人借“女性解放”之口号，去大肆宣扬“一妇多夫主义”，认为“一个女子可以恋爱几个男子”，只要“不妨碍社会上其他的人便得了”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解放”浪潮，实际上仍没有逃脱男性“言说”且为“男性”言说的历史窠臼，“言说”主体还是那些自命不凡的男性启蒙精英，“女性解放”只不过是开启“社会解放”的一种铺垫。笔者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具有历史依据的，比如胡适在《美国的妇人》一文中，表面上对中国新女性有所期待，但实际上女性问题却并不是他要谈的核心问题：

　　如今所讲美国妇女特别精神，只在她们的自立心，只在她们那种“超于贤妻良母人生观”。这种观念是文明中国妇女所最缺乏的观念。我们中国的姊妹若能把这种“自立”的精神来补足我们的“依赖”性质，若能把“超于贤妻良母人生观”来补足我们的“贤妻良母”观念，定可以使中国女界有一点“新鲜空气”，定可使中国产出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渐渐的造成无数“自立”的男女，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堂堂地一个“人”，有该尽的义务，有可做的事业。有了这些“自立”的男女，自然产生良善的社会。⑩

　　仔细阅读这番女性解放的思想高论，有一细微变化之处不应被忽视：胡适从女子“自立”过渡到男女“自立”，笔锋一转便使命题概念发生了质变——“性别”解放已经不再是他想要言说的中心思想，而“人”的“自立”才是他突出强调的“意义”重心。尽管“女子”与“男女”只是一字之差，可其位置却被放在了“男人”之后。这种偷梁换柱式的语言表述，在鲁迅的《我之节烈观》里也出现过，比如他在对女子“节烈”进行了一通讨伐之后，却将他对于未来社会解放的全部希望，都转向了“要除去世上害人害己的昏迷和强暴”，“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最终使“人类都受到正当的幸福”(11)，“性别”意识更是被升华到了“人类”意识的启蒙高度——“女性解放”的自身意义，无疑遭到了遮蔽与消解。伴随着“五四”时期女性知识分子的大量出现，按理说她们应该就性别解放问题去进行独立的思考，然而不幸的是长期受封建礼教的思想束缚，她们已经难以彻底摆脱对于男性社会思维的心理盲从，即使偶尔出现一种与众不同的叛逆之声，也会很快地被气场强大的男权话语所淹没掉。检视一下“五四”新女性最经典的解放主张，无非就是表示要求去做一个“独立的人”；至于究竟怎么样才能够争取到这种“做人”的资格，向警予则颇有代表性地说出了她们的共同心声：“只有整个民族、整个劳苦大众都获得了解放，中国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12)这无疑是秋瑾女性解放观的再次重现。做一个“独立的人”与做一个“独立的女人”，虽然字面意义相似但本质意义却完全不同——做一个“独立的人”是对男权社会解放话语的积极响应，而做一个“独立的女人”则是对男权社会的直接挑战。新女性并没有超越男权话语形成性别解放的理论主张，无论她们如何去挣扎，都难逃男性“玩偶”的悲剧命运。

　　由男权话语所主导的“女性解放”运动，不仅在思想文化层面造成了一种全民响应的社会声势，同时更是在文学创作领域建构起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审美原则。稍微回顾一下“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实践，我们便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高度雷同的叙事模式：中国女性深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她们从来就过着任男性肆意蹂躏的奴隶生活；中国女性中封建礼教的毒害之深令人发指，她们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解放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性都发自内心地渴望婚恋自由，却又苦于守旧势力的过于强大而无所适从，所以她们必然要寻找一个思想启蒙的男性导师，进而通过他们的指引最终走向性别解放的光明坦途。

　　我们不妨以《节妇》(彭家煌)、《模特儿》(许钦文)、《获虎之夜》(田汉)和《伤逝》(鲁迅)这四部作品为范本，来做一番生动而形象的艺术分析。《节妇》讲述阿银十八岁便成了七十岁“候补道大人”的续弦填房，可仅仅过了两年“候补道大人”便驾鹤归西；阿银在家人眼中本来就没有什么地位，为了生存她只能够去委身于长子柏年；然而没过多久其长孙振黄也对年轻的“祖母”产生了好感，他又瞒着父亲将“阿银接到自己的寓所里住了半个月”。作者让阿银成为“候补道大人”一家三代男性的共同“玩物”，无非是想通过这一荒唐故事去说明两个问题——孔孟之徒的虚伪本质与中国女性的非人生活。《模特儿》描写某少妇为夫守寡七年，村中大户均赞其美丽贤惠有意续娶，但她却恪守礼教执意守节概不应允；无论其公婆是如何地刁钻刻薄，她都不离不弃始终侍奉于左右，即使生计艰难也无怨无悔从一而终。《模特儿》的创作主题意在告诉读者，中国女性受传统旧俗的毒害极深，她们早已麻木到了难以自救的可怕地步。难道中国女性就没有她们自己的思想追求了吗？回答当然是有的！《获虎之夜》里的富家女魏莲姑，就敢于同表兄黄大傻眉目传情私订终身；遗憾的是这种缺乏现代感的爱情故事，终难抵挡住家长专制力量的外部干预——古老的故事必定会产生古老的结局，至多不过为中国文学史再增添一部悲剧作品而已。于是，《伤逝》便具有了不可忽视的引导性意义：整篇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涓生一个人在“言说”，他对子君“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这种思想启蒙的必然结果，是使子君茅塞顿开幡然醒悟，终于向全社会发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反抗呐喊！涓生启蒙子君的叙事模式，极大地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实践，不仅胡也频的小说《到莫斯科去》对其进行了全盘仿效，就连巴金《家》中觉民与琴表妹的情节编排也留有鲜明的借鉴痕迹。毫无疑问，男性“解放”了女人，实际上就是解放了自己，否则子君也不会成为涓生逃避孤独与寂寞的宣泄工具，素裳也不会堕入施洵白所设下的温柔陷阱。对于男性言说的“女性解放”，笔者个人的看法其实很简单，无论男人怎样去言说解放女人，其骨子里所想到的还是男人。换言之，男性为“女性解放”而摇旗呐喊，绝不是去追求什么男女平等，他们只不过是在借助这一话题，去实现自身想要达到的某种目的！

　　男性精英关于“女性解放”的启蒙言说，曾受到过庐隐等人的强烈质疑，也遭到过丁玲等人的激烈反抗，这本应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但是由于男性在中国现代社会革命中的主体地位，以及新女性自身弱势难以抗衡的尴尬局面，这就迫使她们不得不去承认一个客观事实，新女性只能是作为“被拯救者”而存在。所以，杨沫干脆便以一部《青春之歌》，自觉地终结了“五四”以来的性别之争，因为三个男人(余永泽、卢嘉锡、江华)和一个女人(林道静)的故事结构，已经十分明确地阐释了她对“女性解放”的基本立场——女人思想的“成长”过程，根本就离不开男人的扶持与提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