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以“城与乡：想象中国的方法”为主题的全国青年批评家高峰论坛在河北崇礼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助理李洱、河北省作协副主席王力平出席并发言，孟繁华、陈福民、程德培、王鸿生、高海涛、刘建东、胡学文、李浩等评论家、作家和来自全国各地多位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与会。会议由中国现代文学馆、河北省作协联合主办。

　　对“城与乡”的想象与书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学问题

　　对“城与乡”的想象与书写，在当下中国语境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学问题，而是如评论家李敬泽所说，是一个中国现代性的基本问题，它也不仅仅是地理区域问题，还涉及到文化、历史、政治等现代性构造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当下文学要对“城与乡”有准确的书写，就需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而眼下作家面临的挑战，恰恰是在如何把握这个总体性上碰到了最大的难题。

　　评论家郭宝亮表示，“城与乡”的概念，实际上包含了很多价值、观念的判断，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想象和书写城与乡的时候，会时常处于一种很纠结、很焦虑的状态。“我们面对的一切都是破碎的、混乱的，我们的精神也是高度分裂的，很难找到一种总体性。”但在他看来，这对文学未必是坏事，一个优秀的作家，只要能通过观察，通过分析判断，把精神分裂的状态真正地写出来，就能成就一部很好的作品。从这个角度看，当下对于写作而言恰恰是很好的时期。

　　然而切实的问题却在于，如果作家对这个时代缺乏总体性的认识，是否就能写好这种分裂的状态？在李敬泽看来，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并不意味着眼下就没有总体性。“眼下有否定性的总体性，有动辄就要宣布世界末日的总体性，我们要的不是很简单的、很廉价的总体性，而是那种肯定性的总体性。”他举例表示，当前中国城市化、城镇化的比例，已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百分之十几，上升到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的百分之五十二，而按照国家的规划，未来十几年里，还会有2到3亿的人实现城镇化，这就是个巨大的总体性，其中包含着我们对现代性的根本认识，就是城镇化是好的，是文明的、进步的，我们必须为此而努力。“但这个总体性不足以落实到个人生存中去，或者说我们已经过于接受了这个总体性。这就是说，我们已经无需在城乡之间做另外一种文化选择，更不用说是生活选择了。那个路遥曾经纠结的我要选择留在哪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这并不意味着“城与乡”的问题到现在已经失效。李敬泽举例表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即使我们生活在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里，还是会发现我们做很多事情，依然要和在乡下时一样找熟人，我们虽然离开了村庄，但我们还是要为自己营造一个虚拟的村庄。“我们难道不会在心里问问自己，我们是真正的城里人吗？所以，城与乡的问题现在并没有失效，它依然涉及到了我们现代性演进过程中的文化、政治、历史、经济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以至于我们活生生的经验。”

　　即使是认识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对“城与乡”的认识，依然有很多局限。以青年评论家杨庆祥的观察，作家的写作，基本上还只是停留在单一的、经验性的层面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因为他们还没能找到新的方案，我们国家的文化想象，或政治想象，也没能给文学提供一个新的阐释体系，这就使得他们最后不能不重新回到经验主义的层面上来，所以无论对作家，还有对批评家来说，现在都是一个特别困难的时刻。”

　　虽然艰难，也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希望。李敬泽质问，巴尔扎克在他生活的时代里，也未必受到多强的总体性的指引，但他为什么写出了如恩格斯所说，比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著作，所能提供的要多得多的东西？“我们的作家，有必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以此出发才会明白，我们时常念叨的所谓意义的枯竭，未必是出于历史或现实经验的贫乏，而是源于我们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轻浮。”

　　也因为此，李敬泽强调，作家们要尽力去做的是学会一种方法，去想象和领会“城与乡”经验的碰撞。“在经验和经验的缝隙之间，我想有着比我们原有的乡村书写或城市书写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空间，这个空间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作家来说基本上是封闭着的。”以他的理解，要开启这个空间，某种程度上正在于，作家们要摈弃单一性的文学的幻觉，以开放的姿态，真正回到时代思想的前沿，智力生活的前沿，并且立足于活生生、难以言喻的复杂经验进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