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当代著名作家柳青诞辰100周年，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作家协会与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共同主办了“纪念柳青诞辰100周年暨柳青与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于5月15日在西北大学召开。与会专家从柳青的生活与创作，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道路，《创业史》的艺术价值及文学史意义，柳青与陕西当代文学的关系，柳青对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启示，柳青研究的可能路径等多个方面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不可企及的楷模、不可替代的经典、不可估量的影响

　　白烨：

　　柳青之于当代文学，有许多方面可以总结和借鉴，我简谈三点。

　　一、不可企及的楷模。柳青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方面，践行得最为到位和彻底，为今人难以企及。深入生活的14年间，他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参与到农村的各种运动、各种事件中，作为一个当事者、参与人、见证者。他不是简单地深入，是身入、心入、情入，把自己融进去了。他思考的问题不只是文学的问题，还有农村和农民的种种问题。因此，他才做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央出台一个政策，他马上就知道农民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欢迎还是不欢迎。这样的心系于民是我们最该学习的。

　　二、不可替代的经典。《创业史》主要写蛤蟆滩互助组的奋斗与坎坷，写了农村体制的演变带来的农民心理的改变。它看起来是在写合作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实际上揭示的是社会变革给传统农民造成的精神冲击，带来的心理更变，以及人们如何从心理上、精神上适应这种变化。这是一种走心的写作，它越过了体制、越过了运动本身。今天看《创业史》仍然具有生活感，很有情绪和新意，就是因为他写了不同阶层农民的精神成长，这是《创业史》在今天仍有价值的地方。

　　三、不可估量的影响。柳青为我们确立了一个什么是现实主义写作的标杆。现实主义写作是建立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基础上的写作，是一个“去作家化”的过程，其主旨是为生民立言，为人民立言。柳青作品有个“我们”的用法，叙事、抒情和议论都会常见，这里的“我们”，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他不是一个人在写作，他是“我们”的代表。柳青的这种代言性写作，对陕西作家影响很大。在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身上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一点。我们的陕西作家都是一流的作家，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文人相轻、相互倾轧，而是暗中较劲、相互借力，总体上构成了一种良性的竞争，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也是柳青等老一代文学人传下来的。

　　围绕柳青的话题很多，需要我们不断地去阅读、去解读，研究柳青对陕西、对中国当代文学都是一个宝库，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很多的营养和能量。

　　《创业史》的终点构成了《白鹿原》的起点

　　段建军：

　　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两位大师柳青和陈忠实都有史诗情结，善于在宏阔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下书写人的生存成长史，善于把个人的命运与家族、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都认为个人的生存成长与民族、家庭的兴衰相互关联，个人对生活的理解与觉悟关联着其对民族、家族的理解与觉悟。这种理解与觉悟与其在民族和家庭中所处的位置，所体验到的人生相关联。他们都认为艰难是人的生活实践即历史过程的本色，摩擦和冲撞是这一过程的主要内容。

　　两人的不同点在于，柳青认为历史是新与旧的斗争史，是新生事物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最终成为世界历史主角的过程。陈忠实则认为历史是一部鹿狼争霸史，是人们在争斗中重演前生前身的榜样，开创新的社会人生的过程。柳青把目光聚焦在民族的今天和未来，陈忠实把目光聚焦在昨天和过去，柳青歌颂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陈忠实歌颂和谐关系的好人。柳青用乐观主义的态度对历史做了理性化、理想化、线性进展的处理。陈忠实则用丰富的感受、冷峻的态度、忧思的神情，对其进行还原，展现其曲折运动的态势。

　　历史进程中充满迷雾，每个人都在迷雾中摸索前进。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处于竞争期，柳青将那千千万万个梦想家、实干家的斗争精神和英雄主义，作为史诗来书写，是对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形象化记录，这种崇高精神本身就值得后人敬仰。它尽管存在诸多不足，但却直接启发了后来的作家，如何在现实主义文学的框架下处理好作品与历史的关系；启发了作家思考如何在社会主义文学体制内，使文学更好地贴近人性与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讲，柳青《创业史》的终点也构成了陈忠实《白鹿原》的起点。

　　用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十七年文学”

　　贺绍俊：

　　柳青是一个文学时代的代表性作家，对柳青的评价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作家的评价，而涉及到如何认识和阐释当代文学的发端期即所谓的“十七年文学”。我们要研究的是在“十七年文学”这样的特殊背景下文学是怎么存在发展的，形成了什么样的文学品行和文学样式。

　　中国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不仅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独立形成的一种特性。如果放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对文学的态度，反映了在阶级对垒分明的时代，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文化领导权的愿望。这对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显得更加迫切，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是在东方专制主义土壤上的革命，缺乏资产阶级文明广泛传播和精英阶层集结这样的过程，中国将文学作为夺回文学领导权的重要的渠道和手段，决定了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目的性，而这与文学创作的个人性和自由精神有冲突，这种冲突构成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因，这种张力形成了当代文学特殊的审美样式、表达方式。当代文学作家服从这种组织性和目的性，在与内在文学的自由精神发生冲突时以委婉曲折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与中国文化传统有一种传承的关系。

　　柳青、赵树理、周立波代表了一种作家类型，在主观上是努力去追求与时代相吻合的作家，认同于这样的思想变化，有一些作家却并不认同，他们会用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柳青作为作家的个人的自由精神在作品中表现出来，这恰好是“十七年文学”的特点。在柳青诞辰100周年的今天，并不在乎给出一个肯定性或否定性的评价，或作出柳青应该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界定，而在于用一种客观、公正、学术的态度去进入“十七年文学”史，看到这个时段的重要性，看到那个时段文学是怎么样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提供了什么样的审美经验，这恰是《创业史》作为独特的经典所必不可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