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篇探讨破坏性的文章，而是试图分析小说家胡学文怎样在他的作品中建构起一个关于现实与命运的新世界——他的中篇小说《从正午开始的黄昏》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似乎更加说明这种分析是必要的。很多评论文章已经指出了作为现实和底层发现者的胡学文，如何利用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给予道德以及审美意义上的观照，但我还是要说，作为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有意识地摆脱经验对创作的束缚，体现的是对客观的超越——文学不是客观的艺术，乃是创作者的主观意识形态。我们的小说追求一种永恒的故事样式，即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和视域框架内完成人物与其行为的对应性讲述。这种讲述不是作家独有的功底，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说事与说理的能力。尽管我们反对观念的说教，但只有在事与理的讲述中因循着自我的观念，小说才得以从故事中脱颖而出。胡学文的观念是什么？阅读之前都没有真相，正是那些小说和其中的人物，在一次次命运与生活的博弈中耦合为新的伦理关系，完满托举出作者关于人生、命运与现实的理解。

　　风骨的力量——对抗性与人物命运

　　对抗性是胡学文的写作中不曾犹疑的观念基调。中国经验或中国故事，这类概念事实上始终在写作实践中被不动声色地阐释，关于它们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当下文学现场的全部，因为作家的写作就是他的此在生活。作家与作家之间的不同，是主观意识的不同，而不是客观经验的不同。而这种主观，有时是顺时的，有时又是逆时的，一个好的作家或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常常是后者，就如鲁迅说：“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胡学文的小说善于从当下社会关注的事件切入，一番抽丝剥茧之后，都将转向与表象相悖的隐秘书写。他的作品不是使人在这个时代中走得更快，而是对读者起到慢下来的警告。《命案高悬》《风止步》《秋风杀》《奔跑的月光》等作品的背景正是当下民间政治、经济、法律和伦理的失范，这些作品也体现着作者一贯的写作倾向。但是，胡学文的叙事追求并不止于描写当下生活复杂无序的现状，而在于对现实的怀疑、质问与诘难。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些人、一些事：《命案高悬》中吴响所期待的真相或许本就不存在，但他陷入尹小梅之死的“罗生门”中，始终怀疑这一切；《秋风杀》中唐喜面对非法吸储放贷链条的断裂，他想报复乔大风，怀揣刀子找乔大风拼命，但却遇到了乔大风喝农药自杀，他的行为无法继续，反而救起了乔。从此唐喜、乔大风和唐喜的储户彼此之间互相怀疑，仇恨在怀疑中慢慢变成了复杂的关系；《〈宋庄史〉拾遗》中老条曾经教会很多人行骗，但“父亲”却无法适应这种卑劣的生计，反使自己遭人算计；《风止步》直接用文学手法关注当下留守女童被侵害的事件，王美花的孙女被马秃子性侵，她担心孩子的未来选择忍让，但这却让马秃子得寸进尺。经历过女友遭侵报案后自杀的吴丁建立了一个正义的群体，力主王美花报案，两种思维方式在公序与恶俗之间发生对抗。如此等等，我们在胡学文的作品中得见逆时而动的攻与守，未见顺从与媾和的苟且，这是文学之中难得的风骨。

　　胡学文的写作始终在寻找那些与时势、与现实发展方向不同的力量，这些力量最终使人物的生活和命运迎来新的样态。《隐匿者》讲述一个“被死亡”者如何找回自我的故事，主人公范秋在一场车祸中“被死亡”，妻子白荷获得巨额赔偿。但范秋始终不能认同没有身份、隐姓埋名、不敢出头露面的生活，知晓秘密的赵青屡次找上门来借钱，惧于后果的可怕性，范秋和妻子选择了在隐忍中煎熬。当赵青试图侵犯白荷时，范秋忍无可忍，以痛殴赵青的方式唤醒自我的灵魂。从此局面发生翻转，面对范秋一次次要求自己去举报的威胁，赵青只得将借款一笔笔还清。范秋试图弄清那个替死者的身份，却永远没有真相。小说意在说明，逼仄而凶险的现实让人失去自我，只有不苟安才能改变命运，设若范秋被赔偿款所困，他终将认同他的“被死亡”身份，真实的范秋必将消失。尽管范秋的调查无法揭开众多失踪者的谜团，但现实正是在这样的坚守下才会获得进步的可能性。作者在另一篇小说《奔跑的月光》中，则述说了一个善良的人如何被现实无情地捉弄，褒扬主人公与残酷的现实之间形成的尖锐对立局面。宋河托镇上的吴老三给犯罪的儿子办减刑但没有成功，他一次次想向吴老三讨回送礼的钱，也同样不能成功。冰天雪地的街头，他给一个傻子买了食物，傻子却尾随他回家，从此再也不肯离开。宋河想为傻子寻亲，但接踵而至的却是骗子们的脚步。没有人相信宋河与傻子毫无瓜葛，也没有人相信他送走傻子没有得到钱财，一个救人的人在荒唐的现实中变成了一个被怀疑的人贩子，作者用这样的命运转折诉说现实的无情，也为宋河的行为寻找合法性。我们固然在故事的背后看到诸如司法不公、弱者被欺这样的社会问题，但导致宋河夫妻噩梦不断的不是傻子存在的本身，而是弥漫在人际间的不信任——小说传达的依然是作者的观念，而不是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