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是一位长期关注当代乡村生活变迁的作家，是一位努力与当下生活建立关系的作家，是一位关怀当下中国乡村命运的作家。当下生活和与当下生活相关的文学创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也意味着某种不安全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创作就充满了风险和挑战。但也恰恰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这种创作才充满了魅力。关仁山的创作几乎都与当下生活有关。我欣赏敢于和坚持书写当下生活的作家作品。他的《天高地厚》《白纸门》《麦河》等长篇小说，在批评界和读者那里都有很好的评价。现在，关仁山又发表了47万字的长篇小说新作《日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日头》是关仁山讲述的冀东平原日头村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与现实，小说对中国“史传传统”的自觉承传，使《日头》既是虚构的故事或传奇，同时也是半个世纪乡村中国变革的真实缩影。我们仿佛听到了深刻反映这个时代的“黄钟大吕”之音。冀东平原的风土人情爱恨情仇，就这样波澜壮阔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重要的是，关仁山书写了乡村文明崩溃的过程和新文明建构的艰难。他的文化记忆和文学想象，为当下中国的乡土文学提供了新的经验和路向。

　　如果说《天高地厚》《麦河》等小说，还对乡村中国的当下状况多持有乐观主义，更多的还是歌颂的话，那么《日头》则更多地探究了当下中国乡村文明崩溃的历史过程和原因。

　　小说从“文革”发生开始，日头村成立了造反组织，红卫兵也进入了日头村。“日头村很多事说不清来龙去脉，只知道状元槐、古钟和魁星阁。”千年老槐树上挂着古钟，为金状元修的魁星阁这三件东西是日头村的象征，也是日头村的文化符号。但是，“文革”首先从烧魁星阁开始：“魁星阁着火了！火光簇簇，一片通明，血燕四处惊飞，整个天空好像涂满了血。我和老槐树一道，眼睁睁看着文庙的大火烧了起来。大火烧得凶，像跟文庙有仇似的。天亮时文庙全都烧塌了，只剩下半堵墙。红卫兵排起长队，向着残垣断壁鼓掌。黑五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让我们欢呼吧！”小学校长金世鑫突然跪倒在地，“仰天长啸：日头村的文脉断了，文脉呀！没了文脉，我们和子孙后代都要成为野蛮人啊！”接着是批斗金世鑫。这一切都是在造反司令权桑麻指使下完成的。金家和权家有世仇，这个世仇可以追溯至土改。正如故事讲述者老轸头追忆说：(土改中)权家和金家闹出了人命。于是，权家与金家的争斗，成了日头村一直未变的生活政治。“权桑麻掌权以后，视天启大钟、状元槐和魁星阁为眼中钉。”权桑麻的这种仇怨，只因为日头村的这三个文化符号与金家有关。因此，从土改一直到“文革”，权家没有终止对金家的打击和争斗。这几个事件，集中表达了日头村乡村文明和伦理的崩溃过程。

　　这个过程当然不是始于关仁山，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反映土改斗争的小说，都有详尽的对地主斗争和诉诸暴力行为的描写。比如对钱文贵的批斗、对韩老六的批斗，而李如珍则在批斗中被活活打死。那个时代，只要把人命名为“地主”、“富农”，无论怎样羞辱、折磨，直至肉体消灭，都是合法的。而这些反映土改斗争的小说，都对这些暴力行为给予了热情赞扬，这一立场在今天看来是需要讨论的。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乡村中国乡绅制度的终结，也就是乡村中国文明崩溃的开始。《日头》也写到了日头村的这些场景，从土改到“文革”。但是，关仁山不是在讴歌这些暴力和破坏行为，他在展现这些场景的时候，显然是带着强烈的反省和批判立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