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自大学起对经济学一直饶有兴趣：他的第一篇习作题为“论商业时代精神”；他对斯密、马尔萨斯等人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说素有研究，也曾借阅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萨依的《政治经济学论纲》，后来自己又购得一册；他早期的代表性书评《复乐园》是对德国经济学家约翰·埃茨勒的乌托邦社会改造计划的批判；他的平生第一次演讲题目恰好也是论“经济”。跟爱默生对待商业依违两可的态度不同，梭罗对商业和经济做过长期深入研究，故而能够突破传统经济学的藩篱和局限——他的经济学说由此既富于理论建树，又不乏实践指南——诚如美国学者所言：“如果说爱默生是要唤醒国人，从旧世界的文化阴影中脱身，求得一种精神上的独立，梭罗则要人们摆脱旧的生活方式的奴役，求得一种生活中的解放。”

　　据考证，代表梭罗经济思想的《瓦尔登湖》在出版前已七易其稿，但核心内容如“经济篇”却始终如一，萦回在梭罗脑海：一切当时盛行的经济观——无论是法国重农学派还是英国古典派，无论是保守的清教伦理还是激进的乌托邦计划——很大程度上都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因素而忽视了“人”的因素。而梭罗所倡导的，便是主张人性完整、全面发展的新型经济观。

　　梭罗研究专家哈丁说，梭罗同时代人更多是“把《瓦尔登湖》视为一部自然史来读，他们甚至跳过去《经济篇》《更高的原则》和《结束语》这样一些重要的篇章，抛弃掉了梭罗的生活哲学。”而事实上，这样的误读仿佛买椟还珠，真正的精华早已完璧奉还——因为，跟马克思一样，终其一生，梭罗都在思考经济问题（甚至在瓦尔登湖“隐居”期间也不例外）并致力于将思考所形成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们一致同意——“哲学家阐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语）以及“生活哲学不仅是理论，更是实践”（梭罗语）。他们的区别在于应对之策：马克思意欲从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公有）这一外部因素着手，而梭罗则主张转向人的内心。对此，《美国思想史》作者帕灵顿在《亨利·梭罗：超验主义经济学家》中总结说，“在40多年的积极活动中，亨利·梭罗的惟一事业就是发现一种他认为能够提供满意生活的经济制度，这是他在康科德地区的流浪生活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是他要揭示财富的真正含义……他写了一篇超验主义的独立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