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刚认识蒋一谈时，我对他不甚了解，只凭着模糊不清的印象问他：“您是做出版的？”他摇摇头，告诉我：“我是个作家，现在的工作就是写作。”那时他的出版公司做得不错，小说集出了几本，文学类的奖项也拿了几个，所以，他就更加确认了自己作家的身份。不久前，蒋一谈的最新短篇小说集《透明》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共收录《发生》《跑步》《故乡》等8篇短篇小说。在近日举行的《透明》读书会上，北村、杨庆祥、刘涛以及小说英文版译者Shelly对蒋一谈的短篇小说创作进行了讨论。

　　《透明》写的是这样一些人：住在胡同里的孤独老人，独自赴异国他乡投奔女儿的老父亲，人到中年对生活和工作力不从心的大学老师，而立之年仍找不到方向的迷途男子，在前妻和情人之间摇摆不定的男人……他们似乎就是我们身边的某个人，对生活不满，却渺小、无力。“他们精神状态是迷茫的、空虚的、脆弱的、犹疑的，但不一定是痛苦的，其中夹杂喜乐、压抑等种种情绪，非常复杂，但这就是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北村认为，蒋一谈的小说所关注的不仅是人的遭遇、命运，他要写的是人的精神状态。这恰恰表明作家对现实的关切，一个作家要想把人物写好，必须要把人的存在状态写出来，这才是切入现实的最好的方式。

　　蒋一谈写人，没有遵循传统小说的方式。人物形象“面目模糊”是读者的阅读印象，也是他刻意为之的。他的写作其实是一种“去个人化”的写作。他说，他写小说从不写人的五官，这习惯会保留终身，因为所有人的存在都隐含着一种对身份的焦虑。他不想在小说里留下太多个人的印记，最终做到“忘我”与“无我”。这种想法体现在创作中，反而让翻译者觉得“容易理解”。Shelly说，要理解一种文化最重要的是理解文化中的人，蒋一谈的作品非常强调人在故事中的重要性，尤其是人的痛苦感、孤独感，这种情绪在别的国家也很容易得到理解。

　　“蒋一谈小说中的人物谱系是很宽泛的”，刘涛说，其小说中的人物包罗了各个阶层，有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产阶层”，也有奔波不止的底层人物，作家试图通过这些人物处理一些深刻的命题，呈现出没有结局的结局。杨庆祥以《在酒楼上》为例谈及蒋一谈小说对人的处理方式：作家以鲁迅的同名小说为题目，改写了人物的命运，呈现出一个“80后”知识分子的焦虑和虚无之感。他说：“历史没有完成的书写和思考今天依然在继续。蒋一谈以一种艺术化地呈现中国故事的方式参与到了世界性主题的写作之中。”

　　这个世界性的主题便是人的存在状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写作者、思想者，都希冀围绕这个命题能再多探索一些。蒋一谈以短篇小说的形式靠近这个严肃的命题，通过人的存在穿透现实。他希望做一个好的讲述者，让读者透过他的小说更透彻地看清现实，对生活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