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88年初始涉足小说创作，近30年间，王方晨已经先后发表小说作品逾600万字。从文体来看，长中短篇均各有所尝试。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无论长中短篇，王方晨的艺术聚焦对象，基本是他自己所非常熟悉的乡村世界。王方晨不仅长期关注表现乡村世界，而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以对乡村世界的表现著称的作家一样，用极具表现力的文字在纸上建构着独属于自己的“塔镇”世界。细细翻检王方晨的代表性作品，不难发现，作家最主要的用力处，一个是乡村政治生态的深层透视，另一个是现代性冲击下乡村世界的内在隐痛。对以上两个方面的真切关注与思考表现，显然构成了王方晨乡村小说最突出的思想艺术特质。

　　对乡村政治生态的审视与批判

　　王方晨已经出版长篇小说多部，但最能够代表他长篇小说写作水准的，恐怕还是对乡村政治生态进行深度剖视的《公敌》。尽管说作家的笔触也曾经一度延伸至“文革”前的大跃进时期，但就主体故事构成而言，小说所集中展示的，却是“文革”后迄今中国乡村的一段发展历史。这一阶段，正好是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一个现代化迅速推进的时期。主人公韩佃义“识时务者为俊杰”，顺应时代潮流，全力打造翰童集团。借助于翰童集团的打造，他所隶属的佟家庄急剧扩张，已然与塔镇融为一个难以剥离的整体：“想那塔镇，原不过是纵横两道一里半长的街筒子，沿街也就几家不大不小的店铺。如今塔镇不知疯狂扩张了多少倍，佟家庄也早就成为镇中之村。”

　　然而，王方晨真正感兴趣的，却是韩佃义究竟如何施展权谋，打造建构起了一个带有明显封建专制性质的乡村帝国。他那样一种乡村政治家的权谋，早在其上位佟家庄当家人的过程中即已凸显无遗。韩佃义当年被迫出走关外，是因为与恋人金枝儿的爱情遭到金氏族人的阻挠。等到“文革”结束后他满怀仇恨再度返乡时，佟家庄的当家人已是佟安福。韩佃义要想有所作为，当务之急就是扳倒佟安福。一方面，他为了保护韩家坟园挺身而出，硬是凭借自身的强悍把韩家坟园从张岔楼村夺了回来。另一方面，暗中布置，绑架佟安福并对其发出生命威胁。这之后，通过韩佃义向佟安福强借檩条成功这一细节，就充分说明韩佃义早已从气势上压倒了佟安福，他的取而代之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关键在于，韩佃义在成立翰童集团迅速发展佟家庄经济的同时，更是把翰童集团打造成了一个森严壁垒的专制王国。“吃过这个甜头，聂海文以后替佟黑子做事，常常有意识比照皇帝的体例。从韩爷在位时，每天上班前，集团中层以上领导都要齐聚会议室，开个‘班前会’，汇报集团下属各公司的工作情况。佟黑子上任，自然也延续下来。”这段描写充分说明的，正是翰童集团的专制性质。通过翰童集团以及强权人物韩佃义、佟黑子的形象刻画而折射批判中国乡村社会现实，尤其是乡村政治生态，正是王方晨《公敌》最根本的思想价值所在。

　　应该承认，无论是韩佃义，抑或是佟黑子，其性格中的独断专行、冷酷无情、荒淫无耻，在《公敌》中均得到了具有相当说服力的艺术表现。但与此同时，更令人感到惊叹的，却是王方晨关于韩佃义退隐与佟黑子自尽的情节设计。明明正处于人生事业的巅峰状态，但韩佃义却悄然隐退，一个人隐居到了偏远的老人宅：“韩爷把佟黑子给丢了，把所有都给丢了。韩爷留给佟黑子的，是一个义无反顾的背影。”韩佃义之所以要做这种人生抉择，与他因恋人金枝儿自戕后所生成的痛悔心理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而他在翰童集团的接班人佟黑子，则是在自己精心策划的三台大戏演出完毕后，用那把已经被弃用多年的锈迹斑斑的菜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小说把长达数十年的历史浓缩在其兄辞官归来后的一段较短的时间内，面对佟志承的作为，佟黑子初始反躬自省，逐渐意识到自身的罪孽和软弱。其自尽后，就连与佟家庄发展关系重大的另一位幕后人物邵观无也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当初我还当他是个二愣子，没想到他心会这样细！”王方晨之所以要如此设定故事情节，显然是要传达某种自我精神救赎的艺术意图。同样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为了进一步凸显精神救赎意向的重要，作家在艺术地表现韩佃义与佟黑子自我精神救赎的同时，也把这种意向寄托体现到了佟黑子的同胞兄弟佟志承身上。假若说佟黑子的天性中便隐有恶的倾向，那么佟志承的天性则显然更倾向于善。王方晨在《公敌》中之所以要设定佟志承从县长官位上坚决隐退并最终执掌翰童集团的故事情节，就是要在艺术地传达救赎意向的同时，也昭示出未来某种若隐若现的发展希望。

　　如同长篇小说《公敌》一样，王方晨书写表现乡村政治生态的一个短篇小说，是《乡村火焰》。故事的发生地，依然是隶属于塔镇的一个村庄。小说缘起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颇具几分蹊跷意味的是，这场事后被认定为人为纵火的火灾，居然发生在村长王光乐家的柴垛上。村长家的柴垛被烧倒也罢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人们最初发现柴垛起火的时候火势并不大，完全是可以救下的，要不是王光乐拦着，根本不至于烧成这个样子。”关键还在于，村长王光乐拦着不让村人救火：“‘王村长说，这把火烧得好！’有知情人叙述着，‘王村长一听说他家柴垛失火了，就说，好！这把火烧得太好了！他还说要谢谢这个点他家柴垛的人呢，但不知道这个人肯不肯站出来承认。’”

　　依照常理推断，村长家的柴垛被烧，应该与他平时在村庄管理工作中有意无意间对村民的得罪有关。村长大权在握，村民敢怒不敢言，所以，只能够偷偷地烧一把火来一泄私愤。真正的问题是，面对着自家柴垛的失火，村长为什么一反常态地要坚决阻止村民们的救火行为呢？

　　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谁烧了这把火。王方晨这一短篇小说的写作初衷，显然也并不在此。也因此，一直到小说结束，作者也没有交代到底谁是那位纵火者。实际上，王方晨的艺术意图乃是要借助于这场火灾而犀利尖锐地切入对乡村政治生态的思考与表现。火灾发生后的第二天，村民王贵锋不由分说地被警察抓走带到了派出所。丈夫无辜被抓，在村里一向以泼辣著称的耿玉珍不干了。出人意料的是，她虽然气势汹汹地扑到了王光乐家门前，却被村长的一个电话就给镇住了。除了这一细节，小说的另外两个细节也不容忽视。一个是火灾发生后，村里的人们自觉地发动起来要给村长重新凑起一个柴垛来。另一个则是，王贵锋被释放回家后，面对着主张自己进村委班子的村长时，所发出的那种不可抑制的谄媚的笑声。把以上三个小说细节归总到一起，王方晨意欲审视批判乡村政治生态的写作动机，自然也就一览无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