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的小说《篡改的命》虽然表现的是城乡之间的文化冲突，但展现的却是全球化时代的区域文化认同这一复杂问题。

　　全球化虽然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却改变不了因空间差异而造成的深刻冲突。事实上，随着空间距离的日渐缩短，文化认同上的冲突反而可能被凸显和放大。在这里，全球化进程的“快”与文化认同的“慢”之间构成一种张力关系。

　　东西向来有自己的文化上的自觉，他始终在一种看似悖论的“走出南方”的南方写作中展开他的思索。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自觉，在《篡改的命》中，东西尝试在一种独立的封闭的南方语境中来表现全球化时代困扰中国农民的命题：当空间上的流动已经不再成其为障碍的今天，空间上的差异及其存在的意义何在？小说虽然表现的是城乡之间的文化冲突，但展现的却是全球化时代的区域文化认同这一复杂问题。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名叫汪长尺的农村高三毕业生因高考填报上的“失误”而导致人生命运不断受挫，以至于到最后，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换取下一代命运的重写。就汪长尺努力的结果来看，显然，他成功了。他不仅成功“篡改”了儿子的命运，也顺带“篡改”了自己的后世。

　　小说中汪长尺改变自身及下一代命运的努力和执拗让人触动，但也让人疑惑：农民的出身就真的卑微，而非要改变吗？假使汪长尺真的考上大学走向城里，结果会怎样？“到城里去”在文学史上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从徐改霞(《创业史》)、田保根(《苍生》)、孙少平(《平凡的世界》)，到宋佳银(《到城里去》)等等，都是“到城里去”的农民的典型。让人悲叹的是，他们“到城里去”的路艰难曲折，不断地在城乡之间游荡、徘徊。这也是汪长尺的父亲汪槐竭力阻拦汪长尺的原因。对于汪槐而言，“到城里去”的最好途径是考上大学。但通过考上大学进入城里，就真的能够成功并获得城里人的认同吗？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和孙频的《同体》《假面》与《无相》让我们看到，对于农民而言，走向城里并不像汪槐想象得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