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我在新加坡一座电子厂的车间里，身穿防尘服，戴着防尘手套、防尘口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只留两只眼睛，在工作电脑上偷偷敲击着键盘，我不是在写工作报表，而是写小说，所以只能偷偷地写。

　　我没有电脑，只能用工作的电脑写。我要一边构思人物和情节，一边防着组长进车间巡查抓到我。尽管小心翼翼，但有一次，还是被抓住了，组长说我上班不务正业，我无言以对。后来有一天，她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上发现一篇我发表的小说，她主动对我说：“你写的小说我看了，不错。没想到你还真会写。你买台电脑在宿舍写吧，我不抓你。”

　　于是，我攒了很久的钱，花2000元新币（一万元人民币）买了台电脑，在宿舍里没日没夜地开始写作。

　　我在新加坡和香港都打过工。在新加坡，我的工作是在一座电子芯片工厂，负责检测芯片，从晚上7点到早晨7点，12个小时的夜班，我上了近3年。每天早晨，别人从梦中清醒，我却刚刚下班，把自己扔到房间里，一扔到床上我就累得很快睡着。日复一日，体力上的辛苦可以忍受，但是异乡的孤独与漂泊，是最令我难以承受的。我经常看着宿舍门外被晨光拉得长长的孤独的身影，对自己的影子说：只有你与我相伴了。

　　孤独之中，我曾无数次无声地呐喊，但那呐喊被巨大的空间和黑夜里涌动的时间所吞没。在异乡的艰辛与漂泊中，惟有写作，是我能与自己的心交流，安妥我灵魂的事。

　　除了写作，我还喜欢读书。每天上夜班，别的女工都会带些零食，而我的包里总是装着一本书。我的宿舍不远处，是新加坡一家图书馆，我的图书证上，有很多红印记，是借阅率最高的读者，以至于图书馆的管理员认为我信誉良好，可以宽限借阅期。

　　当我从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中看到他笔下的村庄时，我心有所动，这座枯燥、机器轰鸣的工厂，为何不能幻化成为我新的小说呢？

　　多年的打工经历，是我一段丰富的生活经历，那些痛感和质感，像一根藤蔓，和我的生命紧紧纠缠在一起。我为什么要将这段经历写入小说？因为小说是渗入生活、关注人的内心，挖掘灵魂深处人的精神的产物。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是一个时代或个体情绪的捕捉者。一个人的心灵，一群人的心灵，一个时代的心灵，是小说这个容器所承载的精神内核。

　　那些零零碎碎的小说，渐渐被我整理成一个系列：海外打工系列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