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几乎都是在否定层面处理政治义务问题。自由主义明确将政治义务视为国家施加在公民身上的一种消极性负担，并预设了公民对它的抵触心理。

　　正如麦金泰尔所言，作为一个具有理性认知和判断力的人，必然是多重角色的占有者。公民角色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公民角色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要求，它仅仅针对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国家而言，所以在对公民角色进行界定时国籍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当然，人类向来不曾缺乏大同思维和全球意识，可是世界公民终究只是处于想象层面。

　　公民角色的两张面孔

　　假如把公民生活比作一个舞台，那么在这个舞台上公民角色呈现出两张面孔：一张是政治权利的享有；另一张是政治义务的担当。然而，两张面孔给人们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却截然不同：一张丰满而清晰，另一张干瘪而模糊。

　　在自由主义逐步掌控政治话语主导权的过程中，公民角色的政治义务面孔日渐被政治权利面孔所遮蔽。客观地讲，尽管政治义务因为话语劣势而被日渐边缘化，但它只是迫于生存语境的压力而隐匿起来，从来不曾被减灭。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追逐着罗尔斯掀起的政治哲学复兴浪潮，政治义务问题又逐渐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议题，公民角色的政治义务面孔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政治视野当中。但这是一张久违的面孔，熟悉而陌生。

　　相较而言，公民角色的两张面孔存在着各自独特的识别特征：政治权利强调公民的个体优先性，而政治义务则强调国家的整体优先性；政治权利面孔彰显的是公民理由，而政治义务面孔彰显的则是国家理由。或许因为人们的脑海中残留着国家运用极权主义暴力伤害公民的历史记忆，所以具有了高度戒备的自我保存意识，小心而谨慎地与国家保持着距离。这种距离的存在使得人们看到的是一张被扭曲的政治义务面孔。但是，对于国家的存续而言，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权利的消费，还需要政治义务的生产。事实上，透过公民角色的政治权利面孔，通过对政治权利进行政治义务的还原论思考，政治义务的面孔将会得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