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在西南政法大学的课堂上见到俞荣根教授之前，已经读他的书近十年，是他坚定的“粉丝”了。

　　1990年代中期读本科时，我阅读的有关中国法律史的论著中，对俞教授的《儒家法思想通论》印象最深刻。在这本书中，俞教授提出儒家法文化的特质是伦理法、先秦儒法之争并非人治和法治的对立、“礼”不能比附为自然法、最早公布的成文法不是“铸刑鼎”、孔子并非反对成文法等新观点。由于站在法哲学的高度并且论证严密，该书对中国法律思想史学中的核心问题和研究方法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和澄清。　　

　　高山仰止 心向往之　　

　　2003年，我在复旦大学法学院进修，王志强教授拿出一本俞教授刚刚赠给他的新书《景凡文存》让我阅读，这是俞教授为其已故恩师杨景凡先生编的文集。杨先生晚年拿着放大镜阅读了大量中西方经典著作，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稿，但因为作者视力的原因，很多文字难以辨识。杨先生故去后，俞教授接手这些手稿，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放下自己的学术著述，夜以继日地整理校勘这些文字，在杨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印制了《景凡文存》。

　　通过阅读《景凡文存》，我从仰慕俞教授，进而了解了“西政精神”。俞教授将西政的学风学统总结为：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厚德爱才、重情重义，师生亲如父母子女、相敬如知己朋友；创新精神、批判精神和学术宽容精神；严谨扎实、精益求精的学风等。2004年，我以朝圣的心情去西政跟随张永和、梅传强两位教授攻读硕士学位，这和俞教授以及西政精神的感召、引领有很大关系。

　　在西政，我有幸通过俞门同学的引荐，踏入俞教授给博士生开设的法律思想史课堂，完整地旁听了他一学期的课程。俞教授研究孔子，也实践孔子的教学方法。他的授课主要是讨论启发式的：让学生们畅所欲言，然后一一提示、评点，回答学生提问。有一次他还把课堂搬到南山植物园，带学生一起在植物园里品茗读书。他十分重视原典的研读，强调宏观把握与微观考证相结合，主张读史应史论兼顾、考史品人、酌古斟今。

　　永远“在岗”的学者　　

　　我见到俞教授的时候，他已从重庆社科院任上退休，担任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和人大常委会驻会委员。听先生说，他自己本想到政协任职（他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因为政协不用坐班，可以全心投入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但是，组织上最终给他安排了人大法制委的重要岗位，俞教授服从安排，兢兢业业地工作了五年，为重庆地方立法尽心尽力。

　　由于立法工作非常繁杂，他的精力被分割为两部分：工作时间主要在人大，业余时间在西政带博士。所以，他在完成两份工作（但领一份工资）的同时，因精力所限只好放弃部分学术上的既有规划。在《道统与法统》中，他提到自己座右铭的改变：六十岁以前“尽人事而知天命”，是为“人能弘道，道法自然”；六十岁以后，“学会放弃，完善自我”。我想和这个客观原因有很大关系。

　　但是，在传承古今中西法文化方面，他从来没有放弃作为一名学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我目力所及，近十年来，俞教授的论著不仅成果丰硕，而且质量上乘。十年间，他出版了三部独著：《文化与法文化》、《从儒家之法出发——俞荣根讲演录》、《应天理 顺人情——儒家法文化》，主编/合著三部专著：《地方立法后评估研究》、《中国传统法学述论——基于国学视角》、《寻求法的传统》，主编《天宪》、《法鉴》等学术集刊并发表论文近百篇。

　　他的论著视阈纵横中外，既重视理论建构和经典思想的发微，也重视考据和微观实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难能可贵的是，作为老一辈学者，他重视总结和反思，特别是对自己早年一些观点进行更新。例如，对于中国古代司法的罪刑法定和罪刑非法定的问题，他就三次修改自己的论文，最终提出罪刑法定和罪刑非法定合和统一这个观点。近年来，俞教授强调要寻找中国古代法的“自我”，对礼法问题应深入研究，摈弃对传统法“古而有之”和“万事不如人”两种错误的认识思维。针对学科论文选题碎片化和边缘化的问题，他呼吁中青年学者要集中研究中华法系主干线上的关键问题（他形象地称之为“进入主干，逐鹿中原”）。这些观点都颇有见地，得到了学界共鸣。

　　此外，俞教授还结合自己本职工作开创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例如，因在地方立法和人大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投入，他在立法后评估、立法听证、立法助理、地方人大制度建设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不少心得和成果，为地方立法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传承儒者为学为人之“道”　　

　　俞教授重视传承，他通过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告诉学生如何对待老师、如何与学界朋友交往。他的言行让年轻人不同程度地领会到了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仁爱和忠孝。诚如北航赵明教授所说，孔子和儒家法文化传统，在俞先生多年的研究中，已经潜入他的心灵深处，转化为精神血脉。俞教授除了为杨景凡教授编订《景凡文存》，在张警教授八十寿诞时，还主持整理出版张先生多年未能出版的《〈晋刑法志〉注》手稿。林向荣教授去世时，俞教授以《西政君子》一文，记录下一个学人和教育家的人格、形象，以此载“道”、传“道”。

　　俞教授重视传承，还反映到他对学生的热爱、对讲台的钟情上。《从儒家之法出发——俞荣根讲演录》记录了俞教授近年来在西政乃至全国各种讲坛上的风采。校园刊物《法论》向俞教授约稿，他专门写了长篇回忆录《一个老研的回忆》，详细记叙西政最早一届研究生学习的点滴往事。蒋海松博士读研期间经常组织研究生学术活动，有时邀请俞教授参加，先生总是慨而应允。

　　俞教授重视学统的传承。学统之传，一要有人“带”。老辈给小辈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并提携帮助。这里的关键是老辈的水平和境界要高。水平高，就不怕年轻人超越自己；境界高，就能乐见自己被小辈超越。二要有人“传”。小辈以作为老辈衣钵传人、发扬老辈学说为己任。这里的关键是小辈要有能力，而且人品正。老辈带，小辈传，各具其位，各守其责，一个学派才能形成并兴旺。作为学生，俞教授是西政杨景凡等老一辈学者的优秀传人；作为老师，他则是很多中青年学者的引路人和出色导师。

　　2007年我从西政毕业后，和俞教授见面机会不多，但常有联系。他那时已开始经营网络博客。2011年，他虽因年龄原因已不招博士，但我经常在学术网站上看到他参与学术活动的照片——虽满头银发，但面色红润，神采奕奕。2011年末，西政师生出版了《法学名家的儒者人生——贺俞荣根教授七十寿诞文集》，展卷阅读该书，俞教授作为中国传统法文化传承者的形象跃然纸上。我相信俞教授会深感欣慰，因为他看到了很多学生在成长，“道”在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