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几位老友到我家聊天，谈到不少文坛师友与我有过从时，内子冷不丁爆出一句：“老张是男女老少‘通吃’。”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她又补充一句：“他在老的面前倚小卖小，在小的面前倚老卖老。”她笑。众人笑。我也陪着笑。她说的基本属实。因为她曾陪我拜访过一些前辈，诸如袁晓园、杨苡、周而复等，也接待过一些小字辈。

　　提到杨苡先生，她是我继张允和先生后接触最多、谈吐最随意、最不见外的一位女性长辈。

　　我“认识”杨苡先生较早，大约在二十多年前，南京市文联恢复活动后的会议上。那时我还在中学教书，是个尚未摸到文学门槛的大龄文学青年。先生坐在主席台上，并不认识我。十年后我调到出版社当编辑，《东方纪事》创刊号发表巴金先生致杨苡的书简，我是责编。稿子是总编辑蔡玉洗拿来的，只是告诉我：杨苡先生说不要稿费，代她将稿费捐给现代文学馆。在我的记忆中，那笔稿费没有捐，因当时根本不知寄往何处。现在想想汗颜得很，愧对先生之托。不过有件事印象极深，当时编辑部同事周琳曾是赵瑞蕻教授的学生，他说杨先生为保存这二十三封巴金书简，曾遭红卫兵小将打过一记耳光，那些信后来被迫交给专案组。1972年杨苡“解放”了，这批信才物归原主。听罢，有种难以名状的震撼和感动。

　　杨苡先生主要从事教学和翻译工作，而我供职的出版社又不出翻译作品，一直无缘识荆。记得新千年后，凤凰台饭店邀黄裳先生作金陵故地游，主人蔡玉洗请杨苡、马得作陪，我有幸叨陪末座，那是第一次与杨先生近距离接触。席间的来客们都是故旧，我是“例外”。他们谈笑风生，我不敢置喙，只与杨苡先生点头示意而已。后来，在一次文酒盛会上结识杨苡的女公子赵蘅，因我们同道，又是同龄人，有不少共同语言，遂成好友。真正拉近我与先生距离的倒是她的长兄杨宪益先生。2004年我退休后，致力于民国文化人小传的写作。卓尔不群的翻译家杨宪益自是我追慕采写的对象。杨宪益居京华，我又不熟识，想要搜罗获取一手资料的最佳捷径便是他的胞妹杨苡了。

　　今已不忆是何年何月，我叩开杨苡家的门。只记得我自报家门说明来意，杨苡便说“欢迎、欢迎”。先生的寓所，是南大六十年代的建筑，三层。她住一楼，浅灰色的围墙显得典雅，有点民国遗风。铁栅栏门里是个清静的小院，有石榴树和零星花草，多为自然状态。最早的拜访，我是电话预约，一按门铃，阿姨便来开院门。杨先生站在屋门口，堆着一脸灿烂的笑容，像是迎迓，说“来啦！”有一次阿姨不在家，先生颤巍巍地下台阶，边开院门边说“我家的门是不上锁的”，又指着门铃摇摇手，示意不必按铃，把手伸进来一拔插销就可以了。自那以后，我就“倚小卖小”（老资格）起来，拜谒都是自己动手开院门。再以后，有时路过，匆匆拜访来不及电话预约，径直敲门，就像回家看老母亲似的任性。记得在这小院的土花坛上，我不止一次翻拍过杨宪益先生的资料、图片，翻拍过丁聪为杨宪益绘的“祝寿图”。记得那图嵌在镜框里，拍照时反光，我让同事小吴捧着，翻来覆去折腾老拍不好。先生用手比划，“你干脆把镜框拆开”。我说怕弄坏。先生说“没关系”。我哪好意思。记得去年秋的一次拜访，我用金粉将《心经》抄在大红的写经专用笺纸上送先生，为她祈福。先生高兴极了，把它置在书案上，连声说谢。先生健谈，我们已经“侃”了两个多小时，眼看十一点半了，我很想带她到门口“江南第一泉”吃顿便饭。一想先生已九五高龄，骨折过，哪敢。我起身告辞，步入小院中央，忽听先生大喊：“张昌华，慢点走！”我停下脚步，回望客厅，室内无人。我折回身，只见先生从卧室里蹒跚而出，手中拿着卷筒状物件：“送你的。”我问是什么，她说你看。展开方知，那是一幅端木蕻良绘的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熊猫，题赠杨宪益的。我有点发懵，这么贵重的礼品我怎敢收呢。先生说，“这是我哥（她称杨宪益喜欢昵称‘我哥’）给我的，我送你。”我真的很感动，说：“留给赵蘅吧？”先生没有接话，只是说：“东西总要落在在行的人手里才有意义。”我知道，大概是我曾为杨宪益先生写过一篇《杨宪益的百年流水》那篇文章吧。先生她不止一次对我说：“我哥说这个张昌华怎么找到这么多资料，好多事情我自己都忘了。”恭敬不如从命，我拜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