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中文系名教授林损(林宰平)讲解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居然称此诗类同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杜甫认为这位卫八处士很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老朋友，杜甫大不满意，所以，结尾处明确表态:“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从此之后，你卫八走你的阳关道，我杜甫就走我的独木桥。

　　□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明明是一首充满儒家人文关怀的好诗，可郭沫若先生居然能将它说成是反映杜甫反动地主立场的作品，大加鞭挞，无端指责，而且吹毛求疵到了这样的程度:“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三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

　　在动笔写作这篇小文之前，我曾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踌躇和纠结，是不是放弃才好，毕竟下面我文章中将涉及的人，都是些享有海内外盛誉、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学术前辈。更重要的，是他们早在多年以前已经驾鹤仙逝，我如果不慎而写得有偏差、有缺陷，他们也无法加以纠错指谬，从学术讨论平等立场而说，“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并不公允。

　　但是，心灵煎熬、思想长考的结果，我还是决定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原因无它，就是建立在事实上陈说，秉笔直书，不为贤者讳，是学术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前提，是尊重内心学术良知的基本要求，同样也是对前辈学者学术贡献的最好纪念。

　　与当今学术界急功近利之风甚嚣尘上、愈演愈烈，学术成果的水准江河日下、滥竽充数，学术品格的尊严斯文扫地、惨不忍睹相比，我们的前辈学者，无论是知识的广博、学养的深厚、识见的卓荦、品味的高雅、视野的开阔、成就的杰出、影响的巨大，都是令人高山仰止、追慕无已的。

　　清人赵瓯北诗云：“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话说得既对，又不对。我认为：在当今这个学术高度政治化、文化极端商业化的社会里，这些学术大师的成就业已无法复制，那里还可能有几个人能做到“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呢？能稍稍认真地捣鼓出几份不太离谱的“文化快餐”，已属于难能可贵了。然而，这些学术大师的精神理应秉承弘扬，重振国学，再铸国魂，当是这方面的初步努力。无论什么时候，在我们这些后学者的前行过程中，他们的学术贡献，永远是一面具有引领意义的光辉旗帜。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对前辈学者以及他们的贡献，怀有敬畏之心、感恩之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敬仰不等于盲从，推崇不等于迷信，若是在其面前画地为牢、亦步亦趋，那么，学术文化的发展也就原地踏步，停滞不前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像杜甫所说的“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更何况，前辈学者是“人”而不是“神”，“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受政治环境、学术资源、专业局限等外在因素或内在条件的影响，他们也可能出错，也可能闹笑话，甚至于闹匪夷所思的笑话。我们今天也应该秉持孔夫子的教诲，“当仁，不让于师”，实事求是加以指出，这才是对待学术事业应有的正确态度，也是对前辈学者和他们的贡献的真正尊重。

　　前辈学者中，的确有不少才高八斗、学贯古今的大家名流，但是，学问大的人，往往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棱角，甚至有一些怪诞的言行，这同样会在他们的教学与研究中顽强地表现出来。张中行先生在其回忆文章《红楼点滴三》中曾提及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名教授林损(林宰平)在课堂教学上的趣闻，说这位林教授上课时常常是发牢骚，讲题外话，讲解诗歌，一学期不见得能讲上几首，就是这么寥寥几首，也经常喜欢随口乱说，以表示与众不同。如讲解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居然称此诗类同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杜甫认为这位卫八处士很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老朋友，杜甫大不满意，所以，结尾处明确表态：“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从此之后，你卫八走你的阳关道，我杜甫就走我的独木桥。将一首歌颂真诚友谊的诗讲成这般模样，也称得上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了。怪不得，到后来林公铎先生会让北京大学给解聘了。

　　林公铎先生的奇谈怪论，还是属于在课堂上信口开河的范畴，大概连听讲的学生也不会把它太当回事情。可是有的学者的研究虽说没有像林先生“高论”那样出格，可是其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是颇有商榷的余地的，更为要害的，它们还堂而皇之地刊诸于论文或专著，广泛传布，徒增纷扰。究其原因，发表这些观点的先生都是有大学问的专家，才华横溢，学富五车，则就免不了纵才使气，率尔操觚了，以至于导致观点有所偏激，结论有所乖戾。

　　像童书业先生天资之高、功底之厚、学问之大，乃是名闻整个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的。作为历史学的权威学者，童先生专长于春秋史的研究，著有《春秋史》、《春秋左传研究》等鸿篇巨制，其在这一领域的造诣之精深，直到今天也无人能出其右。此外，童先生在中国古代手工业史、中国绘画艺术史、中国陶瓷工艺史、中国古代思想史等领域中，也是研究精湛、成就卓著的专家，相关论著都是后学者必备的案头参考书。敝人母校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数代人，至今提到童先生以及他的学问、他的逸闻，依然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引以为荣幸和骄傲。

　　可就是童先生这样的天才型学者，其个别的学术观点也一样难免是过度的标新立异，似乎颇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众所周知，《春秋史》是童书业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属于典型的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可是，就是这样严肃的学术论著，也可以发现其论证不够严谨、创意过于大胆，天马行空，自说自话。

　　譬如，该书第二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经济和社会情形”，设有“娼妓制度的猜测”一节，娼妓在春秋时究竟存在，是可以“猜测”的，但是，童先生所依靠的重要论据，居然是《诗经》中的《郑风.出其东门》等等，这多少有些离谱，不够审慎了。童书业先生所征引的《出其东门》的文字，是该诗的第一节：“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这里，我们实在看不出有任何“娼妓”的影子或痕迹。

　　大家都知道，《出其东门》是一首歌颂坚贞爱情的诗篇，余冠英先生《诗经选》一书中有关此诗的题解，是一般人的普遍认知：东门游女虽则“如云”“如荼”，都不是我所属意的，我的心里只有那一位“缟衣綦巾”、装饰简朴的人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