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2014年看望庞朴先生
1月10号我在京郊密云开会,早上突然接到一位山大朋友发来的短信:庞朴先生昨晚8点49分在齐鲁医院去世。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重重撞击了一下,霎时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一时不能克制,泪水竟滚涌而下……我与庞朴先生相识不算很久,也没有严格的师承关系,但在旁人眼里,我们就是师生,我就是庞门弟子。所以当“中华读书报”约我写一篇纪念庞先生的文章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恩师”二字。
我的恩师
1998年底,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做博士后研究,这一年正好郭店竹简公布,一时备受关注,成为国际显学。于是我改变了原来的选题,将博士后报告定为《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2000年我写出《郭店竹简与〈中庸〉公案》一文,认为现在大家所看到的《中庸》可能最早是独立的两篇,后被人合在了一起。这一观点很早就有人提出过,我也思考了很久,这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郭店竹简中子思佚文再次做了论证。文章写成后,正好历史所与台湾大学合办一次经典诠释学会议,我在会上宣读了该文,当时庞朴先生也在场。讨论结束后,庞先生主动找到我,说“你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并让我提供一个电子版,想要发表在他创办并负责的《简帛研究》网站上。不久,我又写出《孟子“四端说”的形成及其理论意义》一文,该文是讨论郭店竹简中“仁内义外”的问题。学术界传统上认为,儒家是反对仁内义外,而主张仁义内在的,根据主要是《孟子》中孟子与告子的一段辩论,但郭店竹简中多处出现仁内义外的论述,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我经过研究提出,仁内义外实际是早期儒家普遍接受的观点,但由于孟、告之间的辩论,使孟子意识到仁内义外中潜在的矛盾,故放弃了仁内义外说,而提出了仁义内在说。孟子的思想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孟子前期也有类似仁内义外的说法,但随着四端说的提出,孟子思想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还考证出孟子四端说形成的时间下限。这次我主动将文章寄给了庞先生,请他批评指正。不久我接到一个电话,里面传来庞先生爽朗的笑声,他不仅对拙文大加赞赏,还约我去家里一叙。之后,我每完成一篇论文都会首先请庞先生审阅,并发表在《简帛研究》网站上。有一段时间,我可能是《简帛研究》网站上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皂君庙东里12楼庞宅也成为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其实,我寄给庞先生的论文是分不同情况的,有些文章庞先生看过后会主动联系我,约我去家里讨论、交流,有些则不加评论,只是被粘贴在《简帛研究》网站上发表而已。慢慢我体会到,前者往往是我有所发现或解决了某些学术难题,后者则可能流于平淡,缺乏真正的创见。于是有一段时间,能否得到庞先生的认可,接到庞先生的电话,竟成为我每完成一篇论文后的本能反应。初到北京的几年里,常有同学、朋友戏称我进步“神速”,其实我们每个人随着生命的增长、知识的积累,都处在不断的进步之中。但一个人的进步若可以被旁人明显感觉到,那一定是有外部的刺激和推动。对于我而言,庞先生无疑就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试想,一个青年学子,每完成一篇论文都要接受其敬仰的前辈学者的审阅、评判,而想得到庞先生的肯定又是我当时无法克服的虚荣心,其可能产生的动力恐怕不容低估。故当时每写一篇文章,都会使出十二分气力,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势。现在回想,当时的心态未免功利,不够自然。但与同辈人相比,能得到庞先生的关注和垂青,我无疑又是十分幸运的。庞先生与我的这份特殊情谊已成为我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并深深影响到我的生命轨迹。
我是在西安读的博士,博士毕业后才来到北京,无师无友,影只形单,故当时的北京学术界对于我来说是十分陌生的。2000至2002年间,我有意多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想结识一些前辈学者,这时我遇到的回应往往是:“你是梁涛?庞朴先生很欣赏你啊!”姜广辉教授也曾告诉我,“庞朴先生在多个场合赞赏、肯定你!”可以说,是庞朴先生用他的大手将我领入一度让我望而生畏的北京学术界。2001年我博士后出站,庞先生主持了答辩,对我的博士后报告做了充分肯定,并写了一份在我看来有些溢美的评语。2008年,《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出版,出版方想请几位知名学者写一些推荐意见,算做个广告吧。他们自然想到了庞朴先生,但这时庞先生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好,我不忍去打扰,故在征求他的同意后,从他当年所写的评语中摘出几句交给了出版社。大家现在《思孟学派》封底上看到的庞朴先生的评语实际是写于2001年,当时博士后报告仅有全书的四分之一。
2006年,我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世纪城以校内价格购得住房一套,到了入学年龄的儿子正好就近上了人大附小,解决了我生活中的两大问题。我到人大,最早是哲学院的几位朋友提议的,后来才从孙家洲常务副院长那里得知,是他在一次会议上碰到庞先生,庞朴先生向他做了极力推荐,并有十分肯定的评价。听了庞先生的介绍后,孙老师当晚便找来电话与我联系,诚邀我加盟国学院。我知道此事已是来人大之后,庞先生从没有向我提起过,我知道后也没有向他道谢,只是将一份感激深藏在心底。
庞先生长期在杂志社工作,退休前没有招过自己的学生,我到北京后,由于他对我特殊的关照和爱护,我在内心中早已将他当做老师看待了。我们之间通信,庞先生按学术界的习惯称我为“梁涛兄”,而我落款一定写上“学生梁涛敬上”。但这只是在信件中,生活中我从没有称他为老师,如果这样称呼反而会觉得造作、不自然。因此,我所谓的“学生梁涛”何尝不像“梁涛兄”一样,只是一种客气和礼节呢?今天庞朴先生离开了我们,我要向他说一声:庞先生,您是我的恩师!您对我的帮助和教诲比任何人都多,我要谢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