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是我国中古学术方面罕有的大家。他精通多种古典语文,如希腊、拉丁、梵文、巴利以及中亚和我国边疆文字;他有着深厚的西方古典文化的基础,对我国的古代文学、历史、训诂及天文、历算、甚至医学等都非常精熟,自1925年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以来,在中外学术界影响深广。解放后,失明及折足的他以学问滋养身心,后于文革中去世。近三十年,海内外学术界掀起了陈寅恪热,有关他学术的崇高地位很少有人质疑,谈论的焦点大多集中于他自解放后直至去世16年间的精神走向。近来,渐成定论,认为陈寅恪在那个学人身不由己的时代,能够坚持独立的人格,保持了自由的文心。并且以余英时为代表,认为陈寅恪特立独行的为学品质有一个时代背景,那就是针对文革前压抑的社会环境,这种观点已在时下流行的有关陈寅恪的评传中被广泛认同。根据我对陈寅恪留传诗、文的观察领会,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是所谓特立独行的学术精神更是事出有因。弄清陈寅恪学术精神的来龙去脉,现在看来,成了理解陈寅恪心路历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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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出身名门,家学渊源深厚。他的家庭背景及青少年时代的社会遭遇奠定了他学术追求的基础。

　　如果溯源的话,江西修水陈家在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时,便开始崛起。陈宝箴在湖南巡抚任上,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常为自己的父亲陈宝箴出谋划策。陈三立这位“江西诗派”的最后一位诗人,当时与谭嗣同等四人由于出身显赫与才华举世而被并称清末“四公子”。他们当时都参与并支持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与其父陈三立同时被革去官职。陈宝箴由慈禧赐死,陈三立如自己所说而成为“袖手闲人”。奇怪的是他们并不怨恨清朝,反而是愚忠之情愈演愈烈。而后来辛亥革命的胜利,对陈氏家族无异又是一种“雪上加霜”的痛苦。陈三立从社会动乱、“劫杀焚荡”、人民流离失所这三点上体认这场革命,将自己的心态保守于古典文化传承的情结之中,用古典诗歌的创作当作自己情感的避难所。这也是世人指出的“遗老”姿态。陈寅恪的“遗少”作派无疑与父亲陈三立一脉相承。面对这场革命,陈寅恪同样也是痛苦与迷惘的,他的痛苦正是类似父亲那种与时代潮流落落寡合的痛苦,是由于对过去风华时代的追忆而产生的痛苦。他于1912年春由瑞士留学暂回国寓居上海时,给北京友人寄书赋诗:

　　西山亦有兴亡恨,写入新篇更见投。

　　1913年他在《癸丑冬伦敦绘画展览会中偶见我国新嫁娘凤冠感赋》:

　　氍毹回首暗云鬟,儿女西演挹袖看。故国华胥今梦破,洞房金雀尚人间。承平旧俗凭谁问,文物当时胜此冠。残域残年原易感,又因观画泪汍澜。

　　诗中所说“故国华胥今梦破”与“残域残年原易感,又因观画泪汍澜”句中,所表现对已逝去的时代魂牵梦萦的伤感是多么强烈。由于对“故国”不堪回首的痛苦,将他与父亲、诗人陈散原(名三立)的心贴在了一起。陈散原是清朝遗老,陈寅恪无疑是“遗少”。“遗少”这个词原是胡适针对陈寅恪叫出来的,看来胡适的观察不能说不准确。“遗少”的情结可以说左右了陈寅恪的一生,影响了他终生的学术与生活。以致他在后来《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愈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