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经济增速趋缓，一定程度上是长期潜在增速趋势性回落的体现。随着我国劳动力总量增长见顶、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回落，以及后发优势效应减弱，中国经济潜在供给增速趋于下降。

　　近年我国经济增速趋缓走低，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与不同观点解读争论。笔者认为，目前经济下行走势与压力，不仅源自潜在增速回落等新常态条件，而且与调整早先宏观经济失衡的阶段性非常态因素有关。全面认识经济减速成因，直面全面深化改革与调整宏观失衡的双重要求，在“宏观政策要稳”总思路指导下，坚持与改善十八大以来的正确宏调方针，中国经济将迎来新一轮自主经济增长新格局。

　　近年经济增速趋缓，一定程度上是长期潜在增速趋势性回落的体现。随着我国劳动力总量增长见顶、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回落，以及后发优势效应减弱，中国经济潜在供给增速趋于下降。对此保持清醒，于观察目前新常态形势下的特点具有重要认识价值。同时也需指出，近年经济走势与调整消化早先宏观经济失衡所累积的矛盾有关。认识新世纪初年景气繁荣时期失衡的形成机制，分析后续调整阶段性深化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更好理解目前形势特点并把握其演变前景。

　　新世纪以来宏观经济格局失衡

　　新世纪初年，中国经济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体改滞后与要素价格扭曲推动货币信用过度扩张，与基本面强劲增长力量相互激荡，为经济高速运转持续地注入了偏快偏热压力。倚重诸多产业—数量型工具的宽泛化宏调手段，难以根治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因素，逐步形成宏观经济失衡格局。宏观失衡几个环节形成机制可大体表述为：要素价格没搞对是起点条件，货币总量难管好是关键因素，通货膨胀摁不住是直接后果，宏观调控宽泛化是政策效应，深层改革难推动是深层影响。

　　当历史走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时，中国经济突然发现，自身面临由体制扭曲与宏观失衡交织而成的综合征困扰。经济失衡必须得到调整是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中国经济需经历一次阶段性调整，才能重回可持续增长轨道。调整阶段的基本任务，是要在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大体可接受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市场出清机制和重建财金纪律，调节早先累积失衡因素，并通过结构性改革再造自主增长的体制条件。

　　针对4万亿元刺激伴随的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形势，上届政府后期已开始对宏观失衡某些突出问题进行局部调整，早先过度扩张比较突出的行业和地区，最先感受到政策与经济环境变化派生的压力。但当时对新一轮失衡调整的必要性与深刻性的认识尚在形成中，已有调整举措仍存在某种被动性，方方面面通过再度刺激摆脱困境的诉求还有相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