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体系重新构建、民族国家激烈竞争的当今世界，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使国民知晓自己，让世界认识中国，成为关涉甚广的重要议题，而能否展现“中国故事”所包含的多民族魅力，则是检验讲述效果的一个关键。

　　100多年来，伴随世界格局的演变，“中国故事”处在不断自我完善的进程中，如今更是到了版本升级的重要时刻，也就是如何重塑自己“多元一体”的大国形象，展示各民族“不同而和”的时代风采。20世纪初，随着沙俄及奥斯曼等一系列古老帝国的先后解体，欧亚大陆进入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及人民革命的历史新时期。在此背景下的“中国故事”也发生了与时代潮流相符的重大变化。最初，以推翻封建帝制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率先把故事的主题从帝国转为民国，开启了由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的划时代转型。接着，以汇入全人类解放大业为使命的新中国，更以国家大法为保障基础，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于是，千百年来在旧史中由一姓皇族统治的“家天下”开始让位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上共展风采的“多民族”。从乌苏里江畔到天山南北，从黄河两岸到长城内外，从草原毡房到海防边关，中国多民族的崭新形象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样态呈现于宽阔深广的历史舞台，无论人口众多还是人口较少，无论文献丰厚还是口耳传承，无论农田里的精耕细作还是草原上的跃马驰骋，无论操持汉藏语系还是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中国多民族各具魅力的丰富身影都被载入新中国版本的“中国故事”之中，而故事的主题则映现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然而，由于社会动荡及错误思潮的干扰，“中国故事”的多民族主题也曾经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遭遇或轻或重的波折。其中的最大干扰，即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前者否定多样平等，后者排斥交往互动。在此二者影响下，“中国故事”的讲述要么偏向为华夏中心、汉族本位，要么以族为界、各自独白，裂变为彼此对立、不相往来的孤立碎片。这样的倾向诋毁了多民族共存互补的结构优越，抹杀了各民族彼此离不开的既存事实。近代以来的考古发掘，通过多重证据的方式不断表明，“中国故事”的文明开端呈现的是“满天星斗”的格局，而非某一中心的单线传播。在此格局中，无论内蒙古草原距今8000年的红山文化，还是成都平原距今4000和3000多年的三星堆与金沙遗址；无论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还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东南西北的广袤大地上，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考古发现，莫不显示出“中国故事”自石器时代以来便已具备的多元风采。

　　再以北方自然和历史的地理构成为例，千百年来游牧与农耕两大人群、两种文化的长期互动，早已演绎出“长城内外是故乡”的辉煌故事，而非狭隘民族主义者所呈现的各自为阵或画地为牢、彼此对立。在音乐艺术上，早年经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的“胡乐”，从琵琶、唢呐到胡琴，无一不在漫长的文化交往中融入本土的“民乐”“国乐”行列，直至20世纪滋养出经汉族音乐家阿炳和刘天华等人创作而名扬世界的中国名曲《二泉映月》《江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