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邓小平曾多次说过,中国无非是“块头大”,指的就是中国“地广人多”。地广,意味着治理难度大;人多,意味着人均资源少。“文明型国家”也是“百国之和”,内部各种差异极大,稍微处理不慎,就容易引起各种矛盾和冲突。人多、地广、资源少、治理难,四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中华文明的治国传统。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美国18世纪下半叶建国的时候,人口为300万左右。到1848年美国打败墨西哥、吞并加利福尼亚时,美国人口才2000来万,而当时中国人口已达4亿,约为美国的20倍。当时双方都处于前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里最大的资源是土地,如果套用中国人的标准,那么当时的美国,家家都是大地主,而且还要雇佣黑人来种地,这种资源占有的奢侈使美国人更倾向于谈自由,谈权利。相比之下,中国属于人均资源紧运行,资源的竞争异常激烈。所以,中国人更多地谈“孔融让梨”,谈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界上很多文化传统的形成,归根到底,都与资源多寡有关。美国这些白人大地主,当初在欧洲就遭受政教合一政权的迫害,到了美国后,对政府还是处处设防。美国人的“政府是必要的恶”观念大致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形成的。相比之下,中国人均资源少,资源竞争激烈,一个村里的人甚至会为河水和井水资源的分配而打架。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人形成的传统就是通过选贤任能,组成一个比较中立的政府来协调和保证各方的利益,来确保“国泰民安”。了解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中国人怕乱的集体心理。当然,中国人均资源紧运行也使中国人形成了自己有滋有味的活法。比方说,中国人讲“人气”,没有“人气”,再好的房子也卖不掉。中国餐饮之丰富,世界上还无他国可比,背后也是人均资源紧运行带来的大量餐饮创新和革命。　

　　过去,中国人常被认为是“一盘散沙”、不团结、“窝里斗”等,这也和人均资源有限造成的激烈竞争有关。鸦片战争后的大量战争赔款,辛亥革命后的长期战乱,日本侵华战争的残暴破坏等等,导致了经济凋敝,民生艰难,人均占有资源更少。此外,中国广大农村历来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分散、孤立、封闭,多数农民仅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田”,社会形态薄弱,自组织能力匮乏。虽然儒家提倡“家国情怀”,但旧时的中国还是缺少把“家”与“国”联系起来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这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使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举步维艰,也抵挡不住西方列强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战争,最终整个国家陷入了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