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到北京参加“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发表《“和为贵”新论——儒家与现代化》一文,明确地提出了“和生学”,受到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广泛关注。大致同时,先后有冯友兰先生提出“仇必和而解”,张岱年先生提出“兼和”,张立文先生提出“和合学”等,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风气。

　　一 

　　世界万物是如何生成的问题,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对于这个问题最早予以明确回答,当以老子和孔子为代表。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道生”说。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是“天生”说。而提出“和生”说的史伯则是早于他们约200多年的西周末年的人。史伯无疑是老子和孔子的先驱。

　　史伯是西周末代天子周幽王的太史。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郑桓公任司徒。史伯在与他讨论西周的命运时,提出了著名的“和实生物”说。我把它概括地称之为“和生学”。

　　史伯断言西周“殆于必弊”,原因是周幽王在治国用人方面采取了“去和而取同”的错误原则和路线。一方面,他抛弃“高明昭显”(即光明正大而有德性),厌恶“角犀丰盈”(即额角有犀文,面颊丰满)的君子与忠臣;另一方面,他喜好“谗慝暗昧”(即挑拨是非,奸邪阴险),亲近“顽童穷固”(即顽鄙固陋)的小人和奸臣。

　　史伯,是一位明智的政治家,更是一位智慧的哲学家。他创造性地使用“和”这一个新理念,明确回答了哲学上关于万物生成的古老而又根本性的难题。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所谓“和”,就是“以他平他。”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和”所下的第一个定义。在此之前,尧帝已提出了“协和万邦”(《尚书·尧典》),更早的黄帝则已提出了“万国和”(《史记·五帝本纪》)的名言。但是,他们都没有对“和”作过界说。史伯的“和”的定义,很经典。没有被时间所淘汰,反而历久弥新,影响深远,而今仍具有着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