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会图》局部

　　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体制与各项大一统制度，成为后世中国古代王朝的基本统治范式。自西汉至唐朝的千余年间，历代王朝无不希望长治久安，明智的当政者都力图在制定方针政策与制度设计上讲求成效，但因存在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等因素，其施政导向又不尽相同，或积极主动，或患得患失，或刚柔相济，或倚重猛政，从而有成有败，甚至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留下无数的经验教训，并深刻影响到其后当政者执政路线的选择。就宋朝而言，在长期治国与应对现实错综复杂挑战的过程中，形成了求稳压倒一切的政治导向，由此造就了有宋一代鲜明的时代特征。

　　历经唐末五代百余年皇权更迭频仍、统治秩序败坏、社会剧烈动乱之后，宋朝又一次通过兵变建国。前车之鉴与亲身经历都使宋太祖对前世教训深为戒惧，因此反其道而行之，高度重视中央集权体制的重建，尤其关注内部秩序的整顿。以收将帅兵权、抑制地方等为主的一系列举措，贯穿的都是巩固皇权与中央集权的原则，手法则是以柔性赎买与渐进性树立规则为主，而非直接剥夺的方式，以避免政局与社会的动荡。与此同时，在因丧失燕云十六州带来的北部边防困境背景下，宋初也制定了统一天下的方略，即先征服弱小的南方割据政权，再筹划北伐强敌辽朝，其出发点同样是力求稳妥，防止战争风险影响到内部治理。当太宗时期两次大规模北伐失败后，由于一方面丧失对外征战的信心，另一方面因更注重国内秩序稳定，从此奉行单纯防御的国防战略，放弃了收复长城防线，转而以内部建设及成就为治国的主要目标。当真宗朝抗击辽朝的决战以双方妥协而告终后，“澶渊之盟”的签订，标志着宋朝脱离了大一统帝国的发展道路。清代思想家王船山认为：“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厎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唯其惧也。”（王夫之《宋论》卷1《太祖》）其实也点出了宋朝统治者因惧怕失控而力求稳定的传统。

　　宋太宗在登基诏中赞颂宋太祖的贡献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开宝九年十月乙卯）也就是说凡事防患未然，本质上则是畏惧开拓带来的风险，这便成为宋初确立并为以后继承的施政与制度建设的核心精神。因此，体现在国家组织与运行设计上，突出分权制衡的原则，其中最高中枢机构由宰相、枢密使分管的中书（后改为三省）与枢密院组成，使行政与军事大权分立与制约；地方大区的路级建制，分由转运、提点刑狱、安抚及提举常平四司共同主管，相互牵制；在州级机构中，专设通判一职，与长官相互制约。为了有效控制兵权，又推行“以文驭武”政策，在枢密院和各地军事系统中逐渐使用文臣主管，制衡武将群体与军队。还组建许多重叠机构，并推行官员的表面官职与实际差遣（职权）分离的制度，等等。这些正是分权制衡意图的体现，反映出宋朝过度追求稳定的政治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