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西学东渐之风日盛，很多法学学者着眼于国外法律体系、法律文化、法律思想研究，移植西方法律体系，寄望在我国生根成长。倘若学术研究之路一心向西，看不到自身法学文化存在的优越性，甚至从中国历史上看不到任何合乎“法治”的合理性，最终不仅学不到别人的精华，甚至会丧失辨别力，将别人的糟粕当成精华来继承。

　　中西对观视野下的中华法系

　　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并非不尊重权利，既不是以义务为本位，也不是以束缚人的自由为目的，更不是为集权、独裁服务的法律体系。中华法系的两个基石是礼制和刑罚，其容易被人误解为中国传统法律重视刑法威慑，缺乏权利构建。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没有产生，也不可能产生和当代西方内涵和外延都相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概念。因为权利和义务的实质就是被法律化的利益和负利益。虽然中国传统法律中没有权利和义务的概念，但不能表明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不存在利益和负利益。中国古代刑律采取的办法是将负利益在法典上列出，即说明具体哪些行为不可为，哪些行为必须为，其他的交予礼制进行规制。

　　张中秋教授认为，通过对《唐律疏议》与《法学阶梯》的分析，可以揭示出中华法系的道德原理与罗马法的自由原理，以及这两种原理的自然哲学基础是有机的自然观与无机的自然观。道德原理立足全体、效法自然、追求和谐，赋予了中华法系责任─权利的结构、道德的精神和人类全体以及人类与自然共生共荣的价值目标；自由原理立足个体、依据理性、追求正义，赋予了罗马法权利─义务的结构、自由的精神和人类独立与进步的价值目标。这两种原理的价值既有永恒性又有互补性，因为人是个体的，但人类是群体的，道德与自由都是人类所必需的。因此，不能因为中国古代立法者在法律中善于运用刑罚，就想当然地将之和落后、残忍联系到一起。其实，礼制体系在司法与刑法中起着缓冲作用。礼制体系与大陆法系的私法虽有本质区别，但作用重合。礼制体系形成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注重德治、教化的思想。立法者首先明确国家的道德体系，制定相应的礼制体系保证民众遵从，然后再制订刑法维护社会道德体系的良性运行。中国传统的法律将义务明确列出，以刑罚为手段矫正社会病态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古代国家划定了民众义务的范畴，剩下的全是民众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