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获捐来新夏著作、未刊稿等百余种珍贵档案资料

来新夏

　　来新夏先生生前是南开大学名教授，曾担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等等职务；同时是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专家，被称誉为“纵横三学”的学者；一生从事古典目录学、历史学、方志学、档案学、文献学等的研究，特别对图书馆学教育做出了一己的贡献。去年初春在91岁高龄去世，以一支红烛的高贵身影，向这个他奉献一生的世界做了最后的道别。

　　来新夏先生对我们来说还有一层更亲切的意义：他是光明日报文学副刊的老作者，从1994年6月25日第一篇《论代人受过》开始一直到他辞世，老人家一共为我们副刊撰写了40篇散文和随笔；加上他为我报《史学》等其他版面写的文章，这个数字总共达到68篇之多。最后一篇是2013年5月24日发表在《文荟·大观》副刊上的《题赵胥〈朴庐藏珍〉》，当时他已90岁高龄，依然思路清晰，文笔遒劲，显示出强健的文化生命力。

　　可惜仅仅在10个月之后，他却在没有什么征兆的情况下，遽然离去。我猜想：大概是他这辈子做得太多了，晚年仍快马加鞭地驱赶自己，上帝实在觉得心疼，就派来黄鹤把他接走了？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我是南开大学七八级中文系学生，1978—1982年在南开园读书。都怪我生性愚钝不开窍，那时只知道在教室与图书馆之间死心眼儿啃书本，不懂得去请教名师如何才能把书读好，这是我离开南开、特别是与来新夏先生成为忘年交以后所痛悔不已的。不过话说回来，当时来先生乃声名远播的大教授，而我只不过是南开数千学子中不起眼的一个，与他之间不仅隔着中文系与历史系的跨界鸿沟，更是大海洋与小水滴的不同阶层不同分子。

　　认识来新夏先生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时任光明日报《周末文荟》副刊编辑。是我主动“追逐名人”的：一次在某报上看到他的一篇文章，觉得学问深湛，见识独到，遂以南开学生的身份“套近乎”向他约稿。来先生果然“中招”了，后来一篇篇发来佳作，我窃喜。

　　一来二去，我逐渐发现了来先生的许多可敬之处：比如他从不摆名人架子，每次来稿，必定会附上一封亲笔信，显示出对编辑部的尊重。他也从不摆出大学问家的姿态，逢到生僻的史实、事例，尽量写得深入浅出，让读者易于接受。我们认识的20年里，他从没耍过“大牌”或露出“学霸”的范儿，碰到我不懂之处，他从未嫌弃或鄙视，而总是耐心开导，诲人不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