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徐迟

徐迟(右)和陈景润

　　我认识徐迟是在北大上学时,我是大三的普通学生,他是全国诗歌第一刊的副主编,而且是大诗人,他跑到北大学生宿舍找我。那是冬天,很厚的呢子大衣,进屋时呵着寒气。他受《诗刊》主编臧克家先生之托,要我联合几位同学集体写一本中国新诗史。1958年,那时国内还没有一本这样的书。当时全国上下敢想敢干,《诗刊》也好,我们也好,都是充满了“大跃进”的情结,“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终于写出了后来叫做“新诗发展概况”的书稿。此书记载了我们的幼稚和鲁莽,但更记载了徐迟对我们的信任和爱心——他成为我们几个人后来学术的启蒙人,他引领我们走上诗歌、文学研究的道路。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因为时局的原因,我们无一例外地被驱使着做各种各样与专业无关的事。那时刚毕业的我被下放京西斋堂,徐迟他们也是漂泊无定。《诗刊》停刊了,我们无法见面,就靠通信往来。那时我在百花山下,虽然孤寂沉闷,但那里的青山秀水和四季花时倒可聊慰寂寞。我在给徐迟的信中经常写些此地风光。在我,是借以忘却内心的落寞,不想因此引发了诗人的文思；在他,也许客观上因此释放了禁锢年代久违了的诗情。徐迟给我的回信中经常离开我们的话题,发挥着他美文的擅长。记得清楚的有一次,他在恣意抒情之后特别在括弧中写下:“这段文字若单独发表便是极美的散文”(大意)。

　　在“革命”的年代,始终穿西装的人很少,徐迟先生是一个例外。他平时总是西装革履,正式场合打领带,一派西化的装束。徐迟美丰仪,是极有风度的。他那时担任《诗刊》副主编,经常“被下乡”,记得“大跃进”时还到过怀来的南水泉,写过诗,也写过文。我不知道在乡下他会穿什么衣服。徐迟精通英文,但他是无师自通,是“自学成才”。他告诉我,英文是靠读字典读出来的。他还告诉我,他曾在燕京大学“蹭”过课,在冰心先生的课堂,那时冰心上的是写作课。冰心还布置了作业,徐迟说,他编了一期文学副刊,得到冰心的表扬。

　　不知是在燕大,还是在什么地方,他认识了金克木,他们成了好友。那时金先生未婚,徐迟告诉金克木,他家乡浙江南浔出美女,何不到南浔找个妻子?一个假期,他们果然携手游了南浔。我认识金先生,但无缘拜识金师母,也不好意思向金先生求证师母到底是哪里人。徐迟的夫人陈松先生,我在武汉见过。温文娟秀,是典型的江南女子。那日拜望徐迟,他夫人亲手调制了江南甜点款待我。徐迟在武汉的家我只去过一次,是他离开《诗刊》之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