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方社会逐渐建立起了一种以权利为本位的政治取向。百余年来,中国曾试图移植西方的权利政治,但并不成功。这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身制度的文化土壤。那么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取向究竟是怎样的?我认为是一种儒家责任政治。

　　中国社会一直在天下情怀中建构一种责任政治,直到近代面对强势的西方,才一再企图倡导权利、取消责任政治

　　西方近代思想史上,霍布斯在《利维坦》(1651年)一书中把人的生存状态划分为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并且进一步用社会契约论来解释社会的起源开始。这种想法很快就成为欧洲政治思想界的关注中心。在接下来的争论中,洛克提出基本权利观念,卢梭论证了人权的原始性。这些争论在理论上加强并完善了社会契约论,激发并推动了西欧的启蒙运动,把社会契约论中的权利概念转变为社会性的权利意识。正是在这个权利意识的推动下,欧洲社会逐渐建立起了一种权利政治。

　　对比之下,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的政治治理一直是在天下情怀中进行的。这种天下情怀强调在人情中建立天下秩序。其基本思路是,人的血缘关系所培养的孝悌是人人皆有的血缘性情感；它是群体生活的原始情感,因而也是政治生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朋友之间的信任情感渐发,成为连接非血缘关系的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纽带；而幼者对长者、下级对上级的尊敬情感渐长,推动建构稳定的尊卑社会结构。与此同时,由此成长起来的长者和尊者必然拥有仁者情怀,并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展示仁爱之心。这种以情感为基础的政治思路,我称为责任政治思路。它要求在上执政者对孝悌、诚信、敬畏、体恤这些情感有深刻体会,不断培养自己的责任意识。于是,在上执政者根据自己的责任意识而恰当地行使职责。这种责任政治思路也称为儒家仁政思路。

　　这一区分并非理想性的划分,乃是一个历史的和现实的观点。西方社会从16世纪开始形成一种权利观念,并逐渐作为政治的基本原则主导欧美的政治发展。而中国社会一直在天下情怀中建构一种责任政治,直到近代一百多年来,面对强势的西方才一再企图倡导权利、取消责任政治。

　　但现实的政治家发现,取消传统的责任政治无异于自己拔自己的根。在实际运行中,它们的出发点不同,因而整个政治运作的机制和路径都不同。两者简单地互相取替,只会带来社会动荡。

　　一种健康的政治,乃是能够对责任与权利这两种原始政治因素拥有充分意识的政治。两个因素共存并形成张力,作为动力推动政治运作。对权利或对责任的忽略和否定,都会使政治进入病态,乃至死亡。也就是说,两种政治应该互相取长补短。在权利政治的对照下,责任政治可以提高自己的权利意识。反之,权利政治也可以从后者吸取责任意识。双方都将达到一种责任与权利相对平衡的健康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