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罗纳德·哈里·科斯在《关于“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一文中写道：“也就是说庇古理论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而且一旦实施庇古税制，资源配置将是最佳的。我从未否认过这一点，但我要指出的是，这种税收建议只是梦呓。”不难看出，科斯与庇古的观点大相径庭。英国剑桥学派代表人物亚瑟·塞斯尔·庇古被后人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他的著作《福利经济学》名扬海外，他与科斯的分歧在于公共干预的选择。

　　我们先看一个案例，选自于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了有害的影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外部不经济。福利经济学派的解决办法通常是要求工厂主对烟尘所引起的损害负责赔偿，或者根据工厂不同的烟尘排放量及其所致损害的相应金额标准对工厂主征税，或者最终责令该厂迁出居民区。

　　而另一边科斯认为福利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掩盖了问题的实质。科斯解释到：“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交互性质，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在归纳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上述案例的解决办法之前，我们先分析科斯提到的“问题具有交互性质”。

　　如果为了避免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损害，势必工厂将遭受损害。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是否值得去限制工厂的排烟系统，并以减少其生产经营活动的代价来保证邻近财产所有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在新制度经济学派认识到问题具有交互性之后，对于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就应运而生了。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张五常讲：“科斯从契约的角度，说明不需要回答谁好谁坏的问题。你在田里种玉米，我把车子停在你的玉米田上把你的玉米弄死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一般认为开车的那个是坏人。但科斯说，这里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关键是要界定谁拥有权利。假如你无权在玉米田上面停车而你又想去停的话，那你就交钱给那个种玉米田的人，他就不要种了；假如那块地你有权停车的话，而那个种玉米田的人就把钱给你，叫你不要把车停在那块地上。他在这篇文章中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权利的清楚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

　　“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产权的界定就是新制度经济学派解决上述案例的办法。难道产权界定就没有弊端么？答案是否定的，例如饭店饭菜里有头发，这时候权利该如何界定呢？我们是应该界定给消费者还是商家？因为饭菜里出现头发有可能出现在商家的烹制过程中，也有可能发生在消费者自身就餐过程中，无论将权利界定给谁，另一方都将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