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求治”不是说不变，治中变的方向是可预期的。在这个意义上，“求治”的政治学不但是因为中国自己持久的成就，更多的是回到中国古典传统，从自己的文明基因中汲取营养和资源。

　　变革时代诱发知识转型是知识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规律，因为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是回答重大社会危机与变革的产物。在经历百年巨变之后，认真反思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及发展方向，无疑是当下需要直面的重大问题。

　　西方政治思想之变

　　西学的古希腊回答了城邦问题，其中没有个人的权利，只关注集体的存亡问题。古希腊古罗马以后，西方进入中世纪，当时的主导学说就是讲神权，没有“人”的位置。文艺复兴开始到资产阶级革命，人的问题、个人权利问题提到了首要位置。从洛克到休谟、亚当·斯密时期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人”指的是有财产的人。洛克强调财产权时，他正在贩卖奴隶。因此，财产权不是一般人的，而是属于特定的少数人。少数人的权利起来以后马上产生了重大社会危机，穷人怎么办？社会平等的问题怎么办？由此产生了卢梭和马克思的人民主权理论。西方思想史告诉我们，所谓的哲学和西方政治思想史，其实都是比较经验的产物，都是为了应对当时重大的社会危机而提出的概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中国人往往忘记了“史”的部分，这样必然不能正确地理解西方，进而误导中国。

　　“变”是西方思想史的主线，因为西方一直是个躁动不安的社会，社会一直在剧变，所以思想也随之变化。比较而言，民本思想在中国可以管2000年。这是因为中国本身变化少，而且从秦代开始，按照西方现代国家的标准，中国的政制已经很现代了，大一统和大一统下的官僚制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中国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今天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比如管仲的治国理政思想。因此，中国的政治思想是中国历史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