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井及泉”和“跑马占荒”——来新夏教授逝世周年祭

来新夏

　　学术、文化、教育界人士誉为“纵横三学，自成一家”的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辞世整整一年了。斯人已逝而风范长存。

　　来先生是我们从事图书馆工作的同行，是当代图书馆学家、中国藏书史研究专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和文献学家。他在多学科领域内刻苦钻研，勤奋治学，造诣精深，著述等身，成就卓越，堪称当代图书与文史学人之楷模。

　　他与我虽然同为图书馆界的同行，学术上多年往来、亦师亦友，但对于我，他却始终是我业界的前辈，更是诲人不倦、谆谆指导我读书治学的师长。

　　1979年秋天，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我被编到目录学组，有幸与来先生相识。小组讨论过程中，他渊博的学识、深遂的史论，特别是他对方志目录学方面发表的独到见解，令我肃然起敬！

　　此后，每逢有来先生参加的图书馆学、方志学方面的会议，我都力所能及地争取参加，只要有赴津门公出的机会，我都要到先生家中求教。三十多年间，几乎每年的新年或春节（仅2014年例外）我都能收到来先生亲笔写来的信函或贺年卡。1998年，我的方志学论文集《寻根集》在京出版，1996年和2003年我和台湾大学胡述兆教授联合主编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含旧志提要与新志提要，共四卷）先后在台北出版，这两种书都曾由来先生亲自为之作序。两篇序言本身，都是治学严谨、见解深刻的学术论文，从中充分地表现出他是我的良师益友的大家风范。

　　我与来先生每次谈话，都能得到他面对面的辅导和教诲，尽管时间都较短，很多学术问题来不及展开，但曾有一次难得的机缘，我同他有过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单独接触，他从地方志研究谈起，向我深入浅出地讲到读书治学的方法问题。

　　那是2001年夏日某天，我专程赴天津南开大学他的家中，请他为《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作序，他慨然允诺后，因担心影响他的休息，不便再占去他的宝贵时间，正欲告辞，来先生却坚持要我留下来，鼓励我多提些问题，或谈一谈我是如何走上治学方志的道路的。我认为这是先生给我的向他求学求教的良机，但因未经准备，便一古脑儿地向他请教了读书治学过程中自己遇到的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学术问题和很多难题。他不避我之浅薄，不厌其烦，不分巨细，耐心地予以一一回答，有如春风化雨，温暖韾人。其中有一段讲到他治学方志、乃至整个读书治学的体会，令我印象深刻，收益良多，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