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大学亦不过一江湖场,衍生而出的党派斗争可谓民国大学一道屡屡上演的风景,背后反映或利益,或立场,或帮派,甚至三者兼而有之,难以言尽。 　 

　　近年来,“民国热”蔚为大观,就民国大学这一研究领域而言,热是热,深入者则不多。沈卫威的《民国大学的文脉》一书论述严谨,将民国大学的多重面向予以揭示,倒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谈民国大学就不能不谈栖身大学的学人,若把视线放长来看,晚清学人谈论的多是华夷、古今、中西等话题;进入民国渐被一些新话语替代,此时关注的是主义、政党、革命,渐而形成民国学人的谈论范式,而提供这些话题发生的重要场合就是大学。在现代大学背景下,学人与社会之关系较以往更显紧密,因之产生学术与政治的纠缠,公心与私德的交错,出入与进退的选择等情势。因其牵涉面太广,作者以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为主,“还原历史语境,本着为见树木,必入森林的原则,力求通过多个关键词和兴奋点,揭示民国大学的文脉与学统间复杂的内在关联和理路,并感受细节的力量”。 

　　蕴含巨大言说空间的民国大学,从浅显层面而言,课表、系科、构架、人事关系,将其来龙去脉讲清已属不易,更何况还有泛黄期刊档案中所折射的学术史、教育史、文学史意味。虑及此,作者本着“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的思路,不单就事论事,而是力求弄清事件背后的意义,尽量选取有意味的兴奋点反映民国大学的大历史。“雅言俗语”、“激进保守”、“学分南北”、“公德私情”、“荣辱堪当”这些话题因子,既有观念的细致考索,也有新史料的首次公布。 

　　私以为,我们今天回观民国大学,主要考察的是一种风范与气韵。在内忧外患的境况下,民国大学有何种东西让人回味与反思。换言之,民国大学的魅力与缺陷从何而生,这既是民间戏说、坊间八卦着力的兴趣点,更是严肃学术著作所要探寻的。从作者“散点透视”的叙述中,笔者获益不少,既是知识的补课,亦是观念的启发。举例言之,是书第七章“公德私情”探讨学人在面对情谊、利益等情况时作何选择的问题,尤让我感兴趣。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交融,中学与西学的碰撞、共存,思想与行为的逆差、互呈,都在这公德、私情纠缠中显现。更进一步,“在民国这样一个逐步走向现代的国家体制下,发生了文化的大变革,并由新文化运动开始,启动真正的党派政治”。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大学亦不过一江湖场,衍生而出的党派斗争可谓民国大学一道屡屡上演的风景,背后反映或利益,或立场,或帮派,甚至三者兼而有之,难以言尽。从今人眼光看去,这比课程表好看许多。看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叙述颇为克制,读来还没尽兴,就笔者所知及书中所提,再赘述几句。 

　　民国的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即北大派与南高派(二者皆就文史学科而言),虽不至水火不容,暗中较劲与排斥倒时有发生。如四十年代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邀顾颉刚任中大史学系主任,顾颉刚表示不能担任,谓其北大出身。这种南北对峙由来已久,且早已固化板结,直到民国结束,派系倾向才不至那样明显。即使属于同一营垒的同志私下也暗自撕扯,早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沈兼士等浙籍学人在经过1917—1919年与胡适的相互支持后,见胡适势力渐长,大有与章门弟子相颉颃之势,就开始有所防范。顾颉刚信中记了一笔: 

　　这《周刊》(指《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仍归我编辑,但付印前须送沈兼士看过。有一次,胡适送一篇文来,我编进了。沈说:“胡文不要登。”我问他原因,他说:“胡不是我们所里人。”我诧异道:“胡不是本所委员之一吗?”他无话可答,我就付印了。在这一事上,可以见出法德日派对英美派斗争的白热化。我夹在这两派里,大有“两姑之间难为妇”的苦痛。(《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