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历经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晚清、民国学者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甲骨学作为一门学问逐渐确立。这一学科分支虽极为专门，号称绝学，但百余年来风云际会，整理研究者代不乏人。

    “君子之德”薪火相继

　　学术从来都是社会文化的风向标。《论语》有云：“君子之德，风也。”对于社会来说，学术在某种意义上可谓“君子之德”。甲骨学薪火相继的百余年来，一直有学者固守这一领域，偈偈努力作出卓越贡献。甲骨学史的意义，不仅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更在于揭示其学术生态。综观甲骨学研究史，不同时代赋予甲骨学研究不同特点；而不同时代的甲骨学者，也因此有着不一样的抱负。正是时势与思想相磨砺，环境与个人的业力交织，铸就了甲骨学研究的持续发展。对不同时代甲骨学研究条分缕析、深刻揭示，是王宇信先生所著《新中国甲骨学六十年》（以下简称《六十年》），带给我们的直观感受。

　　对甲骨学进行全面总结的著作有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虽称综述，实为作者对甲骨学及殷商史领域重大问题的深入探讨，而对甲骨学本身学科发展着墨不多。还有董作宾先生的《甲骨学六十年》，著作将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甲骨学研究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是字句考释与篇章通读，后期是分期整理与分派研究。而胡厚宣先生的《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主要就新中国成立之前，甲骨文出土及流传情况作了系统总结。王宇信先生的《六十年》，接过胡厚宣先生的“薪火”，既注目于新材料的发现与著录，又拓宽了甲骨文研究、甲骨文与相关学科关系，以及西周甲骨学、甲骨缀合、甲骨学商史研究、殷墟研究，丰富了甲骨学史的内涵。

　　深受时代与学术生态影响

　　该书充分注意到学术生态与学术机制对甲骨学研究的影响。首先，重点讨论了甲骨学形成的学术环境。清末民初以来，随着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文化经历了自我扬弃的过程。在“古史辨”思潮影响下，学者对传统古史体系进行了无情批判，多数传世文献因疑伪而不能用作研究材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国维等学者开始利用甲骨材料研究古史，写作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名文，为甲骨学研究提供经典范例。相似的原因促成上世纪20年代“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对殷墟的第一次科学发掘，陆续发现了大批甲骨。直到20多年后，胡厚宣先生说到甲骨文的史料学价值：“现在这十六多万片甲骨，每片平均以十个字计算，就有了一百六十多万言。内容丰富，内容复杂，残文断句、吉光片羽，无一不是商代的直接史料”，“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一件惊人的盛事”。

　　其次，20世纪20年代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甲骨学的深入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该书重点介绍了郭沫若先生的得风气之先。为搜集一手资料，郭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甲骨文字，并运用甲骨材料论证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与性质，使甲骨学研究跳出文字训诂与古史考证的范畴，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再次，该书关注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日趋成熟对甲骨学研究产生的促进作用。在甲骨断代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对旧的五期分法所作的重大调整，均建立在科学考古发掘基础上，甲骨著录与缀合也深受考古学理论影响。早期甲骨著录只是遵循传统的金石学形式，包含的信息限于拓片；新中国成立前，殷墟科学发掘所得甲骨著录，开创了甲骨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新体例；新中国成立后，《小屯南地甲骨》等著录书，对甲骨的钻凿形态作了详尽记载，进一步扩大了材料所能提供的有用信息。其后的花东甲骨在著录形式上，采取拓本、摹本、照相结合的方式，尽可能全面保存遗物信息。

　　此外，学者在甲骨缀合定位法基础上，提出甲骨形态学。通过对甲骨材料的生物形态、占卜整治及残碎过程的详尽研究，大大提高了甲骨缀合的效率与准确度。

　　客观展现甲骨学曲折历程

　　社会科学研究往往存乎一心，很多时候不免产生千虑一失或者一得的情况。这就要求学术史作者在介绍研究动态时，对相关成果做到深思熟虑。

　　研究甲骨学史的目的在于，尽量全面、客观地展现甲骨学研究的曲折历程。该书深得要领，由对“文武丁卜辞之谜”的揭示可见一斑。所谓“文武丁卜辞”，是指最早由董作宾划入第四期文武丁时期的一批甲骨。嗣后，胡厚宣、陈梦家、李学勤，以及日本学者贝冢茂树等均进行深入讨论，提出不同意见。这一问题从1933年由董作宾提出，到1973年因小屯南地甲骨的出土而解决，跨越40年时间。该书对其间学者的研究如数家珍，并不以一眚而掩其德。

　　书中对重大理论问题的辨析及叙述尤为客观。“两系说”是近年甲骨分期理论的重大课题。以1976年殷墟妇好墓的发现为契机，学者提出，原属于第五期的历组卜辞应提前至武丁时期。在此基础上，甲骨学者不断完善，构筑了王卜辞演进的“两系说”理论。但包括长年参与殷墟甲骨发掘整理的一批学者在内，实际上并不赞同这一理论。该书对两派意见抽丝剥茧，指出甲骨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工作需增强科学性，“两系说”缺乏考古地层学的支持。关于卜法，学者认为文献中的“习卜”，即甲骨学中的“卜用三骨”；也有学者持有异议，认为“习卜”指龟、骨相袭。作者根据多处考古发现肯定前者。

　　章学诚将史书分为“撰述”与“记注”，认为：“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一部好的学术史，须身兼“藏往”与“知来”两项责任。既要对研究者的成绩做到方智备载，又要在纷繁复杂的记载中，勾勒学术发展之脉络，将继续求索的道路指示给年轻学者，做到圆神知来。该书志在于此。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