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鉴学派勒华拉杜里的代表作《蒙塔尤》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对诗与历史的不同作出了如下区分：历史记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诗描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情。诗重在表现事物的普遍性，而历史仅限于记载具体的事物亦即事物的特殊性。亚里士多德因而指出，诗比历史更具哲学意味，更能反映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更接近事物的真理。

　　历史学家显然不会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西方，历史从一开始就有探询、查考之意。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虽多取材于具体的事件，但总是试图从事物的特殊性中得出一般规律，用于劝喻今人、垂训后世。近代以来，历史的教化、致用功能得以延续，但历史学家更关注历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合理性与严谨性。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就强调历史学家应当“如其本来面目”地去撰写历史，并对史料持一种批判和明辨的态度。这种以客观性和真实性为标准的治史理路，目的在于将历史提升到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地位。与此同时，思辨的历史哲学家则试图从揭示历史的规律中完成对历史科学性的建构。这在以理性主义著称的19世纪表现得最为突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著名论断——“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可以说是对这种理性主义史学的高度概括。进入20世纪，创建一种科学的、能够发现一切普遍性的历史，仍然是历史学家的终极目标。尤其在年鉴学派那里，对无所不包的“整体史”的追求，更是让勒华拉杜里提出了“历史是对所有面向过去的社会科学的综合”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