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On the Media Criticism Subject and Cont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作者简介】胡正强，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南京　210094）。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活跃并走向定型的历史阶段。对新闻失实及其表现、传播质量低劣与政策性不强、新闻传播的群众性不够、新闻语言不够通俗易懂等方面展开批评，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主要主题和内容。作为对新闻实践的一种反思性精神产物，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活动对于中国共产党在该阶段新闻思想的发展和传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s the active and going to finalized historical st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media criticism. It is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edia criticism mainly theme and content on news inaccurate and its performance, dissemination inferior quality and policy, not strong enough and mass organizations of news dissemination news language enough straightaway such aspects of criticism. As a kind of reflective practice spirit product to the new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media criticism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act on an important role about spreading out,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news ideology.

　　【关 键 词】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 媒介批评 主题 内容 The Anti-Japanese War/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Media criticism/Theme/Content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非常活跃并走向定型的历史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媒介批评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定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新闻工作实践中，媒介批评是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有效手段，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新环境下，反映和引导舆论、宣传和组织群众、揭露和打击敌人的战斗的号角、有力的喉舌与锐利的思想武器。鉴于学界过去对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流变与传统一直疏于系统研究，故本文在缕述有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主题和内容略作探讨。

　　一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因此，对新闻失实提出质疑、进行谴责就构成了媒介批评的常规内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闻媒体在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方面大体上是比较彻底的，但由于各种原因，失实新闻在各根据地的新闻媒体上也不时出现，甚至有些失实新闻还产生了比较恶劣的后果。陆定一同志曾经对《解放日报》的一些失实新闻公开地披露和批评道：“解放日报上，曾经登载过一篇叫做‘鄜县城内家家户户纺织声’的新闻，后来查起来，那时鄜县城内原来还一架纺织机都没有。去年征粮时，报上又曾登过一条消息，说延安乌阳区首先完成入仓任务，后来查明，乌阳区在延安征粮中是最落后的一个区，记者写那个消息时，入仓工作还未开始呢！上述两个，是不真实的新闻的最典型的例子。后来查出来，特务分子常常写这种不真实的新闻，想来降低解放日报的信用。”[1]新闻失实是新闻传播报道领域的痼疾和顽症，治理失实新闻也就成为新闻界一个长期的课题。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尊重事实是其基本的态度，公开地指出和批评根据地报刊上的失实新闻，正表现了共产党人追求真理的品质。

　　夸张也是一种新闻失实。《解放日报》在社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中，从新闻媒体是党领导和指导现实运动的主要手段，新闻真实性对于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具有重要意义出发，批评党的新闻媒体上存在着报道分寸上虚夸的失实现象：

　　例如事情正在计划做，报道为正在进行中，正在进行中的则报道为已经完成了，这种报道方法，据说叫做“提高一步的报道”。又例如一个药方医好六条牛，报道起来说成几十条牛，这是数字上的夸大。又例如报道有一技之长的某一劳动英雄，把他写成十全十美的圣人，这是分寸上的夸大。又例如为了形容一个大会的热烈，用写小说的、“集中典型的”手法，把许多人做的许多有声有色的事情，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去，把别的大会上的情景搬到这个大会上去，这是不了解文艺作品与新闻的区别[2]。

　　社论指出，报道分寸上的夸大，大概是由于要想赞扬工农兵的伟大事业，出发点本无可非议。问题是在报道动机之外，更要看到社会传播效果。“而就效果来说，即使只是分寸上的夸大，还是不对的，还会影响报纸的威信，以及影响到工作和党的领导的。”同[2]新闻报道分寸上的夸张，既是报道者力量虚弱的表现，更是对公众、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表现。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更是赋予了通过新闻报道来组织、指导和推动各项工作的功能。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利用《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3]90而新闻报道能够实现对各项工作的组织和推动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闻报道对事物反映的是否充分、全面。新闻对事物的反映是否充分、全面，就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媒介批评的一个立足点。中共西北中央局批评一些人不重视利用报纸来指导工作：“过去没有充分利用《解放日报》成为指导工作的主要工具，没有充分反映边区党的工作与边区人民的实际活动，贯彻党在边区的各种政策，实是一个严重的缺点。”[4]132中共晋绥分局也有类似的批评：“过去，我晋绥边区某些党员中，对《抗战日报》，曾有忽视或轻视的现象，不知道尽量利用它宣传鼓动的效能，不设法通过它去发挥指导各项工作的作用，没有为它写文章，写消息，写通讯，不研究它上面反映具体政策的社论和各种文字，更不知道把报纸拿去读给不识字的干部和群众听，以教育和组织他们。”[4]135只有反映全面，才能对工作起到的推动作用。中共中央西北局针对报道领域局囿批评《解放日报》：“还缺乏经常的把自己地区的工作方针和动态，及时的在《解放日报》反映，使《解放日报》对于边区工作，更能起‘集体的宣传鼓动者和集体组织者’的作用。因此，半年以来，《解放日报》关于边区工作方面的内容，虽有显著的进步，可是它还存在着不少弱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于各地情况的报道，还嫌不够具体和深刻，多未能做到对于一项工作坚持的有系统的报道，往往是有头无尾的。如对于各种政策的执行，各种运动和工作的进程，开始如何计划和布置，进行中有些什么困难，怎样克服困难，有些什么典型例子，犯过一些什么错误，有些什么可取的经验，足供大家借镜等等，都还反映得不够。”[4]141批评的着眼点就在于《解放日报》反映生活缺乏系统性。没有系统性，新闻报道也就无法做到具体和深刻，当然也就无法对各项工作发挥有效的组织和推动作用，甚至会因反映生活的片面而导致阻碍工作的反作用。

　　从实际生活与新闻报道的数量和比例关系来批评新闻报道对事物反映的缺失，是一种行之有效和常用的媒介批评方法。总政宣传部《苏联的军事宣传与我们的军事宣传》就采用了数字列举的方式，批评当时我军的军事宣传严重不足。据该文统计，在1943年，《放日报》的军事社论只有三篇，军事副刊给人的印象非常浅淡，只有总司令和叶参谋长的两篇论文，在改革军事教育问题上，给了敌后部队以启迪的作用。至于电讯的报道，平均每月150篇左右，而非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消息，即占去了五分之二至三分之一。前方的电讯以战斗为多，陕甘宁边区的电讯以生产为多，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无日不战斗的情况下，这样数目的电讯报道，实在是太少了。1943年敌后根据地约发生了150次的大小“扫荡”与反“扫荡”战争，但在《解放日报》上还找不到一半，并且想找出几个有头有尾的报道也是非常困难的，只有太行区的反“扫荡”报道还比较完整，山东清河区的“反扫荡”和击毙惯匪刘黑七的报道也较为生动较有系统。部队的通讯每月约有三四十篇，而陕甘宁边区的就占了至少一半。通讯本来是补充战报或配合战报的，整个敌后每月只有不到20篇的通讯，实在太少，而且许多通讯都写得很枯燥，只有晋察冀的一些通讯，在反映对敌斗争与表扬民兵上较好些，如《血海深仇狼牙山》、《赵羊观的战斗》等，还写得活泼生动，能给人以较深刻的印象。“总计关于军事宣传的电报通讯和论文，只占《解放日报》十分之一至八分之一的篇幅。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虽然那里的军队和民兵整日整月整年是在和敌人进行着生死的搏斗，但那里的报纸所反映的，如果把战报和战斗消息除外，则真正可以算得上军事宣传的东西，也实在是太贫乏了。”[4]161该文由此得出我们的军事宣传远远落后于我们的军事行动，军事宣传还没有提到应有的重要地位，也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的结论。由于运用了一系列数字，显得有理有据，极大地增强了媒介批评的说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