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宏生

　　作者简介：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

　　50年来，中国电视理论伴随着中国电视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在这一过程中，它经历了起步阶段、发展阶段、深化阶段、繁荣阶段。本文将对电视理论的四个发展阶段做简要的历史梳理。

　　一、中国电视理论的起步阶段（1958年—1977年）

　　中国电视理论用了二十年的起步时间。1958年，中国开始办电视，在没有任何历史积累的条件下，中国电视进入了一条摸索的道路。于此同时，中国电视理论也开始起步，起步阶段的中国电视理论表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

　　1．研究思路沿袭新闻理论和艺术理论的途径

　　主要运用新闻理论和艺术理论的理论范畴、理论原则、理论观点来审视电视媒体。用新闻理论的基本观点来要求电视新闻，比如1960年第3期《广播业务》刊登的《电视广播宣传中的几种方式方法》、1960年第12期《广播业务》上刊登的《充分利用图片进行电视宣传》、1962年第6期《广播业务》上刊登的裴玉章的《电视经济新闻的出路》等；再者，用戏剧、电影理论来解构电视艺术，比如欧冠云的《电视剧是怎样的？》（《新民晚报》1958年10月11日第二版）、周峰的《漫谈“电视剧”》（《解放日报》1961年7月30日第四版）等都是从戏剧、电影理论本体来分析电视剧艺术。

　　2．研究层面基本停留在感性描述上

　　此间发表的电视研究文章大多是电视工作者的工作经验、体会等，今天看来这些文章还缺乏理论深度，仅停留在描述上。比如，1962年第7期《广播业务》上的《电视节目〈告别山城〉观后》等只有一千多字。尽管如此，1955年创刊的全国性理论刊物《广播业务》，到1965年5期停刊统计，共出版了102期，其中发表研究电视的文章400多篇，总结起来也是不小的成果。这些文章尽管大多属于经验感受之类，但它毕竟是人们认识电视的开始。

　　3．研究对象集中在电视属性和业务操作方面

　　电视媒体属性大多是决策性研究，有的是通过文件等体现出来的，比如当时党中央提出，电视台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担负起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的任务。这是当时电视台的工作指导方针，是电视传媒 的属性所在。根据党中央的要求，一些研究者论述了电视的属性和功能，比如：《抓住特点，创造性地运用电视广播——谈电视广播的宣传工作》（哈尔滨电视台，载《广播业务》1960年第8期）、《举办业余高等教育 的有效途径——介绍北京电视大学的成长》（北京电视大学办公室，《广播业务》1961年第1期），《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电视教学质量》（天津广播函授大学电视班，《广播业务》1960年第12期）等。当时对于电视业务方面的研究最多，涉及面也非常广。比如：关于宣传报道的研究包括电视宣传的方式方法，图片报道的的编辑，电视的人物报道，经济新闻的出路，电视报道的构思，电视社教报道方式，电视新闻主题表现等；关于文体节目的研究包括剧场实况演出转播工作，节目导演工作，表演艺术，电视文艺节目的再加工，音乐节目的电视转播，文艺节目的字幕设计、分镜头剧本研究、体育比赛的实况转播工作等；关于电视语言的研究包括电视的美术造型，电视字幕的制作和应用，电视音响工作，摄像构图和聚焦，画面切换和组接，光和色彩的运用，摄像机位置安排，电视节目布景，场面调度，景别运用，画外音研究等；其它还有关于影片资料利用，电视片解说，播音工作，播前会和播后会的组织等方面的研究，此间代表性的文章有傅豃发表在1961年《广播业务》上的《电视报道的人物选择和刻画》，木木发表在1963年《广播业务》上的《电视剧可否采用象征性的景》等。

　　4．研究处于个人自发状况，理论平台少

　　早期的电视研究基本停留在个人的自发状态，没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处于分散无序。此间，除中央广播事业局办的《广播业务》以外，其它基本没有广播电视方面的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多为广播研究，也有少部分文章是研究电视的。另外，有部分文章发表在各报纸 的副刊上，比如党委机关报副刊或晚报上。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研究者对国外电视发展和研究进行了介绍，其中既有译文，如苏联的奥·维索茨卡娅的《电视播音员》（载《广播业务》1960年第7期）；又有对国外情况的介绍，如洪扬的《古巴的广播电视事业》（载《广播业务》1963年第6期）。此间电视理论研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电视没有造成多大影响。在1958年时，全国也只有几十台电视机，后来电视机逐渐多起来，但真正看到电视的也只是少数。本身社会影响不大，也没有引起理论界关注。另外一方面，当时电视还没有形成独立文化，各类节目大多以电影、舞台艺术为主，就电视剧而言，遵循的是“戏剧美学”。这一时期，电视研究仅停留在经验总结、体会之类，缺乏具有普遍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成果。中国电视理论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逐步发展起来。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从1958年到1977年这一中国电视理论研究起步阶段，实际上后十年的“文革”，中国电视理论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和机构及刊载平台被取消，《广播业务》也停刊。原来的研究成果，也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而被加以批判和否定。广播电视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被篡改为“全面专政的工具”，电视理论研究也就无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