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要】本文首先讨论了中国学术界的“中体西用”原则，并指出学术界的实践其实也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示了中西治学和追求的根本区别，并由此提出了新媒体传播所带来的超越传统中西对立的机遇。自然，所指出的新媒体环境，是“理想型”环境，与真正的免于政治和资本侵蚀的公共空间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无可争议的是，新媒体传播所带来的颠覆和机遇并存，这个机遇预示着未来，或许是不可阻挡的未来。

　　【关键词】新媒体传播；传播学；西化；本土化　

　　【作者简介】杨伯溆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 G206

　　自传播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引进我国以来，该学科不断地引发各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最后虽以新闻传播学一词的诞生和确立而划上了句号，但比较核心的问题依然存在，其中最容易引起情绪化宣泄和激起泡沫争议的，是所谓传播学本土化的问题。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尝试对这一问题做些探索性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机遇问题。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就可能发现，或许新媒体传播能使我们超越以往基于意识形态或利益的争论，走上一条比较高效坚实的传播学研究路径。

　　一、我们的传播学从来就没有西化的问题

　　当我们说西化的时候，多和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斗争相关。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往往也是大而化之，很少能进入操作层面。比方说，当我们把中国和西方对立起来的时候，面对西方近代以来耀眼的科技发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文化上的强势蔓延的时候，或者要借助于西方的文化来进行改革的时候，常常会启用西化这一概念，其内涵也会因为不同利益集团的理解不同而各异。早期比较激进的改革派如胡适等讲究全盘西化，但全盘西化只是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的一种情绪化的反映。这就是说，全盘西化这个概念从来没有得到过认真的阐释和系统的解释，它从一开始就以政治口号的方式出现，在以后的岁月里，它也一直被当成亲西方或者说西奴的政治口号来批判。

　　但是不管上世纪当全盘西化这个口号提出时，还是以后社会不断动荡的岁月里，我们这个社会从来没有实施过什么全盘西化。虽然不同的时期程度不同，面对西方文化的进入，我们社会的根子一直牢牢地扎在中国传统文化（例如儒教）的土壤里，在生活中一直实践的是张之洞十九世纪末系统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方针。这就是说，我们对西方的开放或者引进，一直停留在“器物”这个层面。任何具有西方文化内涵或者意识形态的西方“器物”，则是在用“中学”这个“体”对其加以驯服，使其达到“用”的标准之后，有机地成为我们各种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基本的事实逐渐清晰，那就是经历过一百多年与西方世界的交流和碰撞，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早已没有了误会，一切都变得无比明朗。

　　那么，“中学为体”的“体”到底都是些什么呢？这个口号的妙处就在于这个“体”太宏大了，任何有话语权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信仰或者利益加以定义。事实上，百多年来不同的统治阶层也是这么做的。虽然因为这个“体”的含义随时代而变，我们并不总是能够精确地指出它到底是什么，我们总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它不是什么。比方说，这个“体”不讲平等，不讲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不讲双向互动，不讲亲朋好友之外的协作或合作，不讲往前推进的变革，不讲公共空间及对每个人都开放的公共生活，不讲主动，不讲不分亲疏的交互和分享等等。当然，所谓不讲，有的是漠视，有的是针锋相对。

　　“中体西用”之所以能在过去的百余年里，成为超越不同主流政治团体或利益集团的相关争议和斗争而形成共识，是因为它讲的是“可持续性生存”。从宏观上说，这个概念被反复强调，一方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传统“中体”，另一方面则指出了中华民族文明的继承和生存取决于“西用”。从中观来看，它丝毫不危及中国本土的政治制度，更不会颠覆以儒教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从微观上来讲，该概念的着眼点则落在了各个主流既得利益集团或阶层的存在和发展上。更重要的是，这个概念的含糊性让不同阶层或利益集团的人都能找到文化上的认同。虽然在这个概念提出后的岁月里，存在过不同程度的争执和妥协，但事关祖宗，事关江山社稷，这个方针或者说“原则”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接受和传承了。

　　简言之，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过程，也是对“中体西用”逐步肯定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各种“模式”。这些模式伴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发展，以至于近年来出现了相对综合的“中国模式”这样的提法。而传播学在中国的引进和发展，只不过是“中体西用”原则的实践之一而已。换句话说，“新闻传播学”这一学科的发展，不但是现代中国教育模式的自然部分，更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它本身就是本土的，不是世界的。更具体地说，传播学在中国被引进和发展的过程，或者说“新闻传播学”诞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以中国本土新闻学“为体”，西方传播学“为用”的过程，结果与西方的传播学大相径庭。这是本文下边所要着重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