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几乎可以说是以新闻和媒介伦理的强烈关注和争议开端的。以移动互联为主的新媒体迅猛发展，对新闻伦理道德形成了各种新的挑战。一方面，网络和社交媒体中大量刺激性信息、心灵鸡汤类文字以及标题党正在迅速攫取受众的注意力，严肃、理性的报道颇有“相形见绌”、“黯然失色”之虞；另一方面，传统纸媒的经营困境也成为一部分媒体人放弃新闻理想，调低道德底线的理由。

　　有鉴于此，我们对2014年传媒伦理事件进行梳理（本文未注明年份的表述均为2014年），简要剖析，希望激发更多的思考。之所以要重新检视过去一年中有争议的传媒伦理案例，是因为它不仅关乎公众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抵达真相，也关乎我们将生活在怎样的信息世界以及中国新闻业的未来。

　　我们认为，传媒伦理本身就是一个围绕“良心”不断演绎的过程。对传媒伦理问题的探讨，也充满弹性诠释的空间。我们希望通过争议，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甄别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忠诚归属。按Clifford G. Christians的话说：“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把精力放在辨别道德推理过程中的核心争议上，而不是放在某一决定实际有何优点的个人分歧上。” ①

　　一、抄袭侵权，乱象亟待整饬

　　【事件】2014年，维护媒体版权的呼声空前高涨。

　　年初，财新传媒发布反侵权公告，提出财新网的“谷俊山系列特稿”遭到十数家媒体非法转载侵权，且绝大部分侵权媒体在侵权时篡改来源，以掩饰侵犯财新网知识产权的非法行径。

　　6月以来，《广州日报》《长沙晚报》、搜狐公司等先后指责“今日头条”侵犯版权并要求其赔偿损失。国家版权局立案调查认定，“今日头条”的内容均是由其网站存储传播，非链接跳转方式，构成侵权。之后，“今日头条”积极整改，删除了所有侵权内容，并主动与媒体洽谈作品的版权使用事宜。

　　新创新闻网站则从上线伊始就表明维护版权的态度，如“澎湃新闻”7月上线即发布版权声明，但这并不能阻止自己的稿子被肆意地在网上照搬照抄，甚至连原本的出处、作者也隐去。一批作者因此非常不满，发布《关于澎湃作者联合维权的一封信》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上自我维权；9月，“界面”上线后发现通过法律途径维护版权无效且成本高，所以另辟蹊径设立“最快抄袭奖”，不定期公布“获奖者”，以一种娱乐化的方式凸显内容被盗的愤懑与无奈。

　　【点评】传统媒体需要检讨的是，从进军互联网之初，就开了“免费”的先例，既培养了受众习惯，也形成了“报纸的草养活了互联网的羊”的传媒生态。当通吃一切的“今日头条”占据食物链上游，市值竟达30亿元时，传统媒体深受刺激，更直观地感悟版权的巨大价值，更痛切地认识到这是媒体的生命力所在。

　　不抄袭、不剽窃是新闻职业伦理底线，但一旦发展成大规模的组织化的商业行为，则成为法律问题。但由于维权成本高，获益少，因此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强烈抗议、谴责之后，极少有真正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例。与此同时，“抄袭者”也意识到了版权问题，开始更有技巧地运作——洗稿，方法是或先以网友的身份将稿件转贴至论坛，再从论坛转载至网站或客户端，出处注为“××论坛”；或直接转载过来，但出处注为“××网”，虽然该网站实际并没有这篇稿件。这种行为，甚至比剽窃侵权更等而下之。

　　尊重版权，不仅是职业伦理底线，更是保证高质量、严肃优质的新闻生产能以为继的基础。2015年对版权的保护力度将更大，我们也希望更多被侵权媒体能从道德的谴责转向法律行动，这将对营造健康的媒体竞争环境有更大推动。

　　二、 暗访报道，务必自我设限

　　【事件】2014年有几个颇有影响的报道都采用了隐性采访的手法。

　　2月，中央电视台以暗访方式大幅度报道广东东莞的色情服务行业，引发当地政府的迅疾整治行动。舆论在谴责色情行业泛滥的同时，也对记者假扮嫖客暗访提出质疑。

　　7月，上海东方卫视播放深度调查报道《过期重回锅 次品再加工 上海福喜食品向知名快餐企业供应劣质原料》，3位电视记者进入福喜公司，潜伏生产线进行了2个多月的卧底调查，揭露了这家公司以次充好、编制阴阳账本等违法行为，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检察机关批捕了涉嫌犯罪的责任人，尚待审判。

　　10月，《辽宁日报》记者深入北京、上海等5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听近百堂专业课，推出《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　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一文。此文刊出后，褒贬不一，许多高校教师和媒体人对记者暗访听课反应强烈。

　　【点评】隐性采访作为一种非常规采访手段，往往游走于专业规范的边缘，因此国内外很多媒体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比如《BBC制作人守则》规定，采取隐性采访方式前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是否为犯罪或反社会行为？

　　是否攸关重大公共利益？

　　秘密录影是否为唯一的方式？可公开拍摄吗？

　　是否掌握了第一手证据，证据是否触及特定人或惯例？

　　秘密录影的场所何在？

　　所拍摄的情节是否会严重侵犯他人隐私？拍摄行为是否危及任何人的安全？

　　此人的行为是否足以为该组织负责，以致公开其身份？若是，镜头内有无其他无关者在内？

　　拍摄与播出须作不同层次的考虑：所拍摄内容是否涉及犯罪或反社会行为攸关重大公共利益？是否情节严重到足以播出？

　　是否给予对方公平说明机会？②

　　这个“问题清单”，实际是提醒媒体人暗访前一定要自我设限，慎之又慎。

　　上述三例中，福喜事件报道团队就充分考量了暗访方式的利弊。其负责人表示，判断的标准有三个，一是看是否涉及公众利益；二是暗访是否是唯一的手段；三是在采访过程中只能客观呈现，不要刻意推动违规事实的发生。“我们之前也有很多次推翻自己，也在前期尝试做一些外围采访，但因为工厂的生产线是在相对封闭的厂区内，如果不进入生产线，拿不到关键证据。最后，这三点考虑权衡下来，才有了现在的报道方式和效果。暗访，其实是新闻调查中最后的手段”。③

　　从事后的实际情况看，福喜事件报道团队审慎考量的结果也受到公众，特别是媒体同行及学界的认同，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以暗访手段采访一定轻率不得。

　　三、 报道煽情，凸显专业短板

　　【事件】 3月8日凌晨，载有包括154名中国乘客在内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失联。国际性突发事件考验媒体的新闻发布与应急能力。在这次跨国新闻报道中，《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传统主流媒体主要依赖马来西亚、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官方发布的信息，并亦步亦趋地转述路透社、《华尔街日报》等国际传媒的消息，披露关键性事实的独家新闻、调查性报道很少。

　　同时，以微博为主要平台，传统主流媒体以号召“为生命祈祷、点爱心蜡烛”、“不放弃”、“向所有努力致敬”等为主题传递情感类信息。随着失联时间的拉长，转变为“心灵鸡汤”类的煽情话语。

　　面对人间悲剧的中国传媒，充斥着“边角废料式”的新闻追踪与“心灵鸡汤般”的煽情话语，被网友讥讽为“中国媒体有三宝：蜡烛、默哀和祈祷”，委实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点评】马航航班失联报道中因为难以获得实质性信息，我们的媒体无奈地跟着国外媒体亦步亦趋、拾人牙慧，进而只能空洞地抒情。灾难事件初期，或许充斥悲情的报道与“心灵鸡汤”式的祝福可以给逝者家属与整体社会情感一个纾解的渠道，但超过一定限度，则成为煽情、滥情，背弃了媒体提供理性力量，使整个社会通过理性、科学、法律等等，共同面对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应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