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初跨文化传播学传入我国以来，受到了外语界、传播学界等多学科的关注，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我国传播学界被称作跨文化传播或跨文化交流，在外语界被称为跨文化交际。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在文史哲、教育和社科项下，涉及跨文化交际的文章由1995年的23篇/年增加到2004年的541篇/年。近10年共发表2285篇，1平均年增长率44.1%。

　　在传播学界，关于跨文化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有学者认为1990-1995年为借鉴和初创期； 1996年-1999年为提升和拓展期；2000年以后为高潮和深化期。2跨文化传播学在我国大陆传播学界发展的势头可以从前两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交的有关论文中看出：2002年10月在南京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议收到有关跨文化传播学的论文2篇。32004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议收到有关跨文化传播学的论文9篇，4增加了4.5倍。

　　在跨文化传播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我们的研究状况是什么？同期国外跨文化传播发展有哪些新特点？我们的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笔者通过流览相关文献，5试图对以上问题做一点探讨。本文在方法上不采用严格的内容分析，而是以文本阅读和阐释为手段，谈一些看法，供各位参考。

　　国内的研究状况

　　1.1995年以来学科的进展

　　1995年以来国内跨文化传播学科的进展可以从出版的图书、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研讨会发表的论文中反映出来。

　　（1）公开出版的图书文献

　　根据用“跨文化”题名对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检索，最早的文献是1988年馆藏文献。1988-1994年有关“跨文化”研究的文献有24种。1995—2000年，有文献有59种，文集、辞书和专著相继问世。2001—2004年出版的文献有132种（包括硕士、博士论文），约占1988年以来全部馆藏相关文献221种的60%。其中与跨文化传播关系密切的文献约有60余种。

　　从这些文献标题和摘要中，可以看到其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大致可以细分为跨文化沟通类、跨文化管理、跨文化对外汉语教学、跨文化广告、跨文化交流与文学、跨文化交流与翻译等方面的著作。其中关于跨文化传播学类的文献主要有：翻译类6种6、影印原版书4种7、编著类16种。编著类中，中国学者及来华外籍学者用英文写的著作4本，8用中文写的12种。9

　　（2）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

　　国内目前尚无关于跨文化传播学的专门学术刊物，关于跨文化传播的学术论文主要散见于传播学和外语类的学术刊物。10年来，传播学和外语类的学术期刊都不断有关于跨文化传播（外语类刊物为跨文化交际）论文发表。作者查阅的传播学类刊物中，有22篇论文发表。外语类的刊物中有19篇论文发表。

　　（3）学术研讨会

　　在我国历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2002年第7届大会上第一次收到提交给大会的2篇有关跨文化传播的论文，2004年第8届大会收到9篇。1995年，我国以在大学中从事英语教学的学者们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一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与会者230人，外国学者40多人。该年成立了“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此后每两年举行一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每次都有几十篇论文发表。

　　2、探讨的主要问题

　　从以上的文献中，可以看出近些年来探讨的问题有了很大的拓宽：

　　（1）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探讨人际交流之间，跨文化沟通的问题，特别是对交际实用技巧介绍。例如，近些年来编著出版的16种书中，中国学者撰写的著作有11本是关于跨文化交际的书。

　　（2）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深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世界文化报告》，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成为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3）中外跨文化传播的问题，突破了仅限于中美两国之间的跨文化问题，中日之间、中俄之间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也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

　　（4）我国少数民族中的跨文化交流问题成为研究的对象。如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一些少数民族文化变迁和大众传媒中少数民族形象问题。

　　（5）把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交叉学科的探讨。比如，跨文化新闻传播、跨文化电视传播、跨文化广告、跨文化管理、跨文化营销等。

　　国外的研究状况

　　1.2001年以来该学科的进展

　　据2004年10月中旬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主题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查询，在馆藏的401种英文文献中，最早的文献出版于1962年，1980年以后出版的392种（占全部藏书的97.8%），2001年以后出版的124种（占全部藏书的31%）。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该学科是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学科，进入21世纪后依然方兴未艾。中国国家图书馆关于跨文化传播学的外文文献是我们了解国外该学科发展最基本的文献。此外，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动向还可以从三个协会和一份年刊动态观察到。三个协会分别是“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简称IAMCR）、美国“国家传播学协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简称NCA）和“国际传播学协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简称ICA）。

　　IAMCR是一个有广泛国际性的传播学组织。该协会中设有国际传播分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ection），其中既包括国际传播也包括跨文化传播。2001年、2002年和2004年，IAMCR在布达佩斯、巴塞罗纳和巴西的阿雷格里市召开了主题为“和平与传播”(Peace and Communication)、“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和“传播与民主”(Communication and Democracy)的世界性学术讨论会。

　　NCA和 ICA都设有“跨文化传播研究组” NCA为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Division,但是多年以来的运作都以跨文化传播为主，ICA为Intercultural/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Division，因为该协会是由美国学者为主体的国际性传播学组织，为了利于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传播研究，把intercultural 和 development两个领域归为一组，但是跨文化传播仍居主导地位。NCA和ICA每年召开一次年会。

　　《国际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学年刊》（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是在美国NCA协助下由知名学者编辑的图书型刊物，1974年创刊。1983年起，该刊的编辑方针转为每期讨论一个跨文化传播专题。该刊反映了跨文化传播的方向和重要的研究概念。

　　为分析2001年以来跨文化传播的新动态，我主要根据的资料是：2001年以来IAMCR的三次会议议题和论文情况、IAMCR编辑出版的系列丛书中的里科•利耶著的《跨文化传播的空间：对交流、文化和全球化/本土化特征的跨学科探讨》（Rico Lie，Hampton Press, Inc. 2003年出版）、2001年—2003年发表三期《国际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学年刊》10、《国际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学指南》（W. B. Gudykunst主编，Sage Publications, 2002年出版）以及一些相关著述。阅读以上材料，我认为国际学术界在跨文化传播学方面的研究动态有以下几个方面。

　　（1）“9•11”事件之后，国际和国内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跨文化传播研究呈上升趋势。2002年IAMCR大会的主题为“跨文化传播”就是这种动态的反映。在这次会议上，来自64个国家720多位学者与会，在提交给大会的670余篇论文中，有100余篇论文（占全部论文的15%）论及了跨文化传播；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关于跨文化传播的外文文献中2001年以后出版的占31%以及2001和2002年《国际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学年刊》的标题和内容也反映出这种趋势。

　　（2）跨文化传播不应当只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际交流层次，应该扩大到大众传播层次。许多学者认为，跨文化传播应走出只研究面对面人际交往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应从跨学科的角度有助于不同文明之间、不同文明决策群体之间的对话，以利维护世界和平。例如，2002年IAMCR大会提交的论文中，涉及跨文化传播的论文谈及的主要是国际传播中的跨文化传播问题。其中美国宾州克拉里恩大学的斯迪奎兹（D. A. Siddiquiz）《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走向后理论》中提出，跨文化传播不能仅仅限定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际交流这个层次，而在从跨学科的角度有助于不同文明之间、不同文明决策群体之间的对话。跨文化交流的学者，特别需要在帮助解决由性别、种族、民族、等级、宗教和社会经济差异所引起的文化冲突中发挥作用。一些超级大国的鹰派人物正在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把世界推入一种计划好的文明冲突，以获得自己眼前的经济利益。作者认为，到目前为止的跨文化研究中，更集中跨国的而不是跨文化的比较，更注意各种文化差异而不是相同，更注意边缘的价值而不是核心的价值，几乎完全忽视了媒介更多的是在对文化冲突推波助澜，而不是为了全球和平而真诚地进行跨文化交流。来自美国圣安东尼奥的得克萨斯大学的肯顿•威尔金森（K. Wilkinson）在《跨文化的电子传媒中的语言差异》一文中提出，21世纪国际传播有三个核心问题：文化霸权、媒体工业的政治经济、新传播技术的影响。其中，在跨文化电子传媒中的语言问题占有中心地位。在《国际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学指南》一书中，巴尼特（G. A. Barnett）等人在《跨文化传播学研究问题》一文中也认为，跨文化的人际之间的传播和通过媒体进行的跨文化传播需要一起加以研究。

　　（3）对跨文化传播领域进行了细化和拓展。例如，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天主教大学的里科•利耶教授在《跨文化交流空间：对交流、文化和全球化/本土化特征的跨学科探讨》一书中，对跨文化交流的传统的和非传统的空间，进行了社会人类学、传播学、文化学和文化地理学等跨学科的理论和实践探讨，作者将跨文化空间细分为三种状况：多种文化共存无交流的空间（spaces in a state of cultural coexistence）；处于跨文化交流状况的空间（spaces in a state of intercultural negotiation）；处于跨文化转换状况的空间（spaces in a state of intercultural transformation）。并以全球性城市布鲁塞尔市为例，用日常生活工作时间、非日常工作时间、介于两者之间的时间等概念，探讨了旅游点、飞机场、中心街区、公共交通、超级市场等跨文化人际交流，以及看电视节目这种通过大众传媒进行跨文化交流的三种跨文化交流空间的情况。

　　（4）跨文化传播学日益与工商管理等实用学科相结合。由于冷战结束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下，跨国公司数量大量增加，跨国公司内不同文化背景员工之间的跨文化交流问题比较突出，如何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由文化差异带来的摩擦和冲突减少，把员工间的文化差异由阻力变成动力，成为跨文化传播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探讨的问题。因而这些年在美国和欧洲出现了一些有关部门跨文化管理的畅销书。2001-2004年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这类文献有20多种。

　　（5）在研究方法上，由定量方法为中心定性方法被边缘化，向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共同竞争的方向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在跨文化传播学界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量化研究方法占据着主导地位，近些年来定性方法开始蓬勃开展起来。这从《国际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学年刊》第26期的主题和主编者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来。

　　总体来讲，如同美国著名学者E.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在2002年出版的《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手册》中所说，自20世纪末以来，跨文化传播学在研究视角方面没有显示出大的变化，在平稳的发展。对其核心观点并没有提出有分量的质疑。11至今大量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是美国学者（或工作在美国的学者）进行的。

　　我们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1、我们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综观10年以来国内外在跨文化传播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同时还应看到我们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研究深度方面发展，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

　　（1）运用思辩式研究方法的多，基于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分析的实际证性的论述少。其基本研究范式是：阅读一些中外相关著述，提出某个观点或理论+一些论据+结论。因而，著述中通论式的多，专论式的少，宽泛的多，深入的少。有的学者也曾提出这方面的问题“研究方法尚属单一”。12

　　（2）一般性介绍多，学者真正深入研究中外跨文化传播问题的有分量的著作少。在跨文化传播的文献中，除去翻译的和影印英文原版的著作，以及从事语言、文学、语言教学界的学者著述外，来自新闻与传播学学者的著述中尚无有份量的有很大影响的研究成果。

　　（3）参与研究的学者中，学语言学背景的最多，学传播学的其次，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背景的很少。研究者学科背景跨学科研究不够，这限制了研究的深入。

　　（4）研究中美之间跨文化传播的多，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少。我国学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主要是中美之间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研究中国与其他大的文化集团（例如：西班牙语文化、法语文化、斯拉夫语文化、阿拉伯语文化、印度文化、非洲文化）之间跨文化传播问题的著作等极为少见。

　　（5）国际之间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研究多，国内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研究少。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学研究基本是国际间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其实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6个民族，其中一些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比较大，这些民族之间的交流也存在着跨文化的问题，也应是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对象。

　　2、研究方法单一是学科发展的瓶颈。

　　上述不足中，本文作者认为，研究方法问题是当前我国跨文化传播向前发展的瓶颈，定量的研究方法应引起我国跨文化传播学界的关注。

　　胡文仲教授在去年撰文呼吁外语界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需加强实证研究。他指出，通过查阅1999-2002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在文史哲、教育和社科项下，共查到涉及跨文化交际的文章有1066篇，其中基于数据统计的文章只有6篇，占总数的0.56%。而同期美国跨文化传播的著名核心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的151篇论文中实证性的文章占72.85%。13

　　本文作者查阅1995-2005年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和《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6份刊物中共发表跨文化传播类的论文22篇，其中21篇是属于思辩性的演绎性的文章，1篇是通过调查访问写出的实证性论文。这些论文中没有1篇定量性的文章。

　　美国学者提出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三种：依赖心理学的社会科学方法、依赖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描述性方法、运用其他学科的评论性方法（表2）。美国跨文化传播的学者把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研究对象界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面对面的交流）与我国学者对跨文化传播更宽泛的界定（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的交流）有一定的区别。

　　从几十年来美国跨文化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出，量化研究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方法。美国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最初是从E. 霍尔的文化人类学的定性研究法开始（《无声的语言》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进而发展到定量研究异军突起的，在20世纪80年代占据了主流地位，古迪孔斯特（W. Gudykunst）是主张定量研究的代表。定性方法被边缘化。到了90年代初，学者们又开始反思，意识到定性研究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定性和定量研究结合进行，这成为理想的研究方法，并倡导研究方法倡导多元化，用修辞学、符号学、语言学和民族学来研究跨文化交流问题。尽管如此，当前量化研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当然跨文化传播学者要思考研究课题与研究方法的最适性。但是在当前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定量研究方法缺失的情况下，提倡进行定量研究，无疑是纠偏的一种做法。定量研究的发展可以促进我国的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向客观、科学、研究的方向迈进，便于与国际学术界对话，进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当然定量和定性结合是理想的研究方法，是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必然趋势。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实现。（1）将定性分析作为形成假设的途径，然后通过定量实验来检验这种假设；（2）同时搜集定量与定性的资料，两种方法互补使用；（3）用定性资料来帮助解释定量研究的结果；（4）对定性资料作量化分析。15我以为，当前我们需要对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我坚信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我国跨文化传播学将有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