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第五代”导演挟《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等影片闯进中国影坛，并迅速掀起中国新电影美学运动思潮。今年，各地以多种方式纪念中国“第五代”导演作为一个集团、运动和思潮出现三十周年，“第五代”导演再次成为文化界以及社会各方的关注焦点。“第五代”导演虽然还是目前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之一支，但是，他们已经成为业界长者，已经渐渐形成历史，成为文化考古的对象，在自身的斑驳身影以及电影界的喧闹中变得日益迷糊。

　　“第五代”导演是不可复制的。这种不可复制性，是基于历史、文化与个人经历的“孤本性”。从历史而言，“第五代”导演大多经历过文化“死地”的“文革”时期，他们的身体和思想成长期中遭遇了这种“死地”文明的惨烈，经历灵魂痛苦，在中国电影导演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文化而言，他们从同一个时间出口，幸运地赶上了“死地”之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复活”、“复兴”时期，这是二十世纪继“五四运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第三次文化启蒙，“第五代”导演亲历其时、参与其中并成为文化启蒙的干将之一，这样全民性的文化启蒙不可再遇，现在已是文化自觉；从个人经历来说，“第五代”导演在“文革”中“上山下乡”或者从军，大学毕业以后又或许有负笈海外的经历，如此“下”与“留”的经历，在中国电影导演谱系中也是独此一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是一种代际性与集团性的文化运动及其思潮。与“第五代”导演同代的其他艺术样式的青年艺术家，也以一种决绝与悲壮的情怀，开始了对于中国人、新美学和世纪末的“寻根”与“拆解”并重的文化表达。“第五代”导演也以一种幽灵风格，坚决而迅速地从边缘冲进了中心，并与其他艺术领域的艺术家构成一种“代际”力量。这批标志性的文化人物，构成了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闭幕式文艺晚会的核心团队，“第五代”导演成为它的总导演，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言人，显示了这一“代际”艺术家的集体文化“威力”。

　　“第五代”导演刚刚出道时，因为艺术形式的“超陌生化”以及碰触意识形态的微妙部位，尤其是它在市场票房上的惨淡，而颇受到一些指责。有远识的论者将它们命名为“第五代”，并因此前溯推出了以上几代，不管承认与否，他们是一代人，是迟早都会来临的。“第五代”导演没有辜负这些论者的期许，风生水起地将中国电影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并在国际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美学位置。与其他艺术领域的同一代际艺术家比较，“第五代”导演也许不算最出色，但是，也没有辱没自己“第五代”的称号，以自己的文化指纹和基因镶入当代中国文化的指纹和基因之中，他们在文化史学和版图上开始真正确立了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概念以及实力。

　　“第五代”导演所处的文化启蒙，也是二十世纪的第三次“西学东渐”。西方一百年的文化和学术积累，在中国二十年的时间里消费殆尽，“隔靴搔痒式”的误读以及“压缩饼干式”的“消化不良”，使“寻根”与“拆解”的文化表达达到一定深度又止于这种深度。“第五代”导演也转变了中国电影文化的“横向判断”，而迅速进入历史“溯源”的“纵向判断”；也更改了传统电影的局部或者标点符号式的部件象征，而走向了整体性和俯视式的全局象征，甚至逼近了寓言象征和本体象征的文化境地；也强力脱离了叙事电影的格式惯性，而以影像美学作为自己的主体性美学原则。在文化启蒙运动中，“第五代”导演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赤子之心，对中国人格密码的优质、破损以及盲区文化“基因”，进行提问式、警示式、辩驳式和拓荒式的文化破译，也确立了属于“第五代”导演的“张艺谋-陈凯歌”美学模式。

　　但是，任何文化启蒙都有着天然的极端气质，在一种矫枉过正的文化姿态中，进行一种诘问以及重构。“第五代”导演也没有逃脱类似的宿命，现在回顾“第五代”导演的文化表述，有着当年的合理性，却也未必完全符合理性的精神，无法避免时代的规定性和局限性。“第五代”导演的文化启蒙，也缺乏一种哲学的思想支撑，没有建立文化的出发点或者原点，因而“第五代”导演的文化诉求往往是碎片式的或者单面式的。因此，“第五代”导演的文化启蒙，还谈不上真正的价值论层面，更多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

　　三十年的历史，中国流行文化经历了崔健、王朔、赵本山等为符号的阶段演变，“第五代”导演履迹于其中，从开始的文化精英主义，到中途的文化世俗主义，到后来的文化商业主义，加上个人生活以及公众形象的复杂化或者绯闻化，“第五代”导演的文化背影愈益模糊，相比其他领域的艺术家更甚。人们很难用简单而又准确的语汇称呼和命名“第五代”导演，缘于一方面他们创作的周期较长，作品多而五彩斑斓，另一方面也是他们文化身影斑驳化所致。

　　“第五代”导演是中国电影史上的功勋人物，但他们对社会传达出的文化信号仍不是十分清晰。目前，他们处在人生中最为成熟以及创造力最为醇厚的年龄，尽管导演也是体力的职业，但是，仍然希望他们能够满怀深情地对自己的历史负责，具有“历史上见”的从零开始的壮烈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