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这一界定引出一系列具有批判性的经验研究议题，包括媒体记忆的生产机制、记忆与遗忘的辩证关联、新闻对公众记忆的影响、媒体记忆的全球流动、记忆与公共生活、媒体记忆与中国近现代的国族意识、媒体怀旧与日常生活以及中国新闻界的集体记忆等。一、媒体记忆的边界学者们在讨论媒体记忆的时候，往往强调这是一个“媒介”与“记忆”相结合的跨学科领域，却很少有人对其做出准确的界定。他们认为，媒体记忆研究应该系统地考察如下几个方面：由媒体所叙述的集体过去、借助于媒体来叙述的集体过去，以及叙述关于媒体的集体过去。媒体记忆研究通常关注媒体如何记忆，这主要是因为被记忆的事件在媒体上留下了材料，于是研究者能够追踪其变动轨迹，而遗忘则似乎渺茫难寻。
关键词：媒体;研究;集体;媒介;叙事;文化;实践;报道;神话;界定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传播学要为记忆研究领域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媒体记忆的边界就不能太宽泛，内涵也不能太狭隘。本文主张媒体记忆领域应以新闻媒体为核心，并将新闻生产视为记忆实践，进而聚焦新闻再现中的“历史”元素、媒体记忆生产与消费的逻辑，以及新闻生产与公共记忆之间的关联。这一界定引出一系列具有批判性的经验研究议题，包括媒体记忆的生产机制、记忆与遗忘的辩证关联、新闻对公众记忆的影响、媒体记忆的全球流动、记忆与公共生活、媒体记忆与中国近现代的国族意识、媒体怀旧与日常生活以及中国新闻界的集体记忆等。
关 键 词：
媒体记忆/新闻生产/记忆实践/全球化/国族意识
作者简介：
李红涛，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黄顺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
相关信息：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为了忘却的纪念：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传播”的资助，课题号：11YJC860023。
在论及文化记忆时，扬·阿斯曼(Assmann)指出：“每一个社会的每一个时代都存在一整套特有的，可反复使用的文本、图像与仪式，对它们的‘培育’有助于表达和稳固该社会的自我形象。绝大多数(并非全部)情况下，每一个群体正是在这种关于过去的集体知识的基础上，才形成了自身的统一性与特殊性的意识”。①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无疑是记忆元素最重要的“培育者”之一，它既日复一日地生产出林林总总的文本和图像，又提供各种仪式展演的象征舞台。②媒体的记忆实践是其话语实践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被动意义上，媒体扮演着“平台”和“渠道”的角色，各种势力和记忆社群在其间围绕历史事件及其“遗产”而展开记忆协商；在主动意义上，媒体借助于各种叙事方式“重访”或“再现”过去，建构并“介入”现实，参与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③
正如奥利克(Olick)与罗宾斯(Robbins)所言，记忆研究是一个不具备特定范式、无中心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我们应该将其作为一般性的研究范畴，探讨过去对当下产生影响的种种方式，其间所牵涉到的记忆工作在性质上既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既可能是公开的也可能是私密的，既可能是物质性也可能是交流性的，既可能是共识性的也可能是挑战性的。在他们看来，不应该将“集体记忆”本质化，而应具体考察“不同社会场景下所展开的各种记忆实践(mnemonic practices)”。倘若如此，我们便无须假定存在着某种神秘的集体心理，也不必涵盖一切研究对象，而是去探究“过去与现在是如何纠缠在一起的”④。
本文是对于媒体记忆研究的一个文献回顾。我们希望为纷繁庞杂的文献理出一个基本线索，并廓清其边界。我们认为，不应该无限扩展媒体记忆的边界，而应以新闻媒体的记忆实践为核心，向外推展，从而与以“电影”和“文学”等媒介作为研究对象的集体记忆传统之间展开对话。同时，媒体记忆不应狭隘地聚焦于“过去的历史、今天的新闻”⑤，而应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将新闻生产视为记忆实践，进而关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批判性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