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哉！他们身处父亲的庇荫而不认识他。

　　——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序

　　传播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 ，其起源和创建史仍然是云遮雾罩，不甚明了。近年来，作为传播学科建制者的关键人物，施拉 姆（ Wilbur Schramm ） 的贡献备受质疑。施拉姆曾被国内学界视为 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被誉为“传播学之父”、“ 传播学鼻祖”。但是，近年来这些头衔在中西方学界不断受到质疑。当下的很多研究都在弱化施拉姆在传播学科创建和发展中的作用，如胡翼青 ( 2011 ) 就认为施拉姆“取得了暂时的成功和辉煌后止步不前，最后都陷入了困局”，甚至全面否定施拉姆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品格 ( 伍静 ,2011:72 ) ，将传播学科后续发展过程中的路径单一和视野封闭归咎于他，施拉姆逐渐被推下神坛，其所钦定的四大奠基人也备受争议。笔者无意为施拉姆和四大奠基人翻案，也不想重新将其扶上传播学科的神坛供学界参拜，而是试图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重新解释传播学科的诞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及传播学人在其中的角色，再现历史参与者的良苦用心。知识社会学注重 研究思想、意识形态与历史情境、文化传统、社会群体、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无疑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以施拉姆为代表的传播学人在传播学科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冲击与回应、犹豫与决绝、守成与突破、回归与标新 。本文借用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理论来解释传播学人的心路历程，认为传播学科创建和发展中，传播学人面临前者影响的焦虑，驱使他们努力摆脱影响，自立门户，并不断捍卫传播学科的尊严，而后辈学者对施拉姆的批评也是基于施拉姆所确定的单一研究路线的焦虑。如果说既往的传播学史的探索可以说是从“内史”的角度，即追寻传播学科内在的发展理路和自身的演进逻辑的话，那么本文尝试从“外史”的层面辨明学科发展与外在社会因素的互动，以及学人在其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并从影响的焦虑角度得出结论，传播学科的创建与发展已不再是偶然性的学术史事件，而是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学科生成模式，这可以为学科的“发生学”提供一些另类视野，这也是心理史学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