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1915年9月的《新青年》, 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新青年》的非凡的历史穿透力就在于：在20世纪中国创办的所有媒体中, 没有哪一家媒体能够像《新青年》那样给予当时社会造成雷鸣般的轰响,没有哪一家媒体能够像《新青年》那样提出那么深刻而纷纭的思想, 没有哪一家媒体能够像《新青年》那样激烈而勇敢地抨击旧事物, 倡导新事物, 没有哪一家媒体发出的呼唤和呐喊, 能够像《新青年》那样超越时空, 刺过悠悠的历史, 至今长啸不已！

　　《新青年》犹如一座高大而挺拔的丰碑, 傲然于时代坐标的基座之上。毫无疑问, 这座丰碑是由时代召唤的一群最优秀民族精英群策群力地塑造而成的。时代造就了《新青年》, 时代将《新青年》培养成为一个最响亮的民族喉舌。反过来, 《新青年》又唤醒了时代, 推动了时代,指点着时代前进的精彩航程。

　　《新青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宝藏, 其中值得开采的富矿和值得提炼的精品, 实在太多。本文探讨的重点是, 《新青年》求索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选择过程。

　　一

　　让我们先来看看《新青年》所处的历史大环境和社会大氛围。

　　《新青年》诞生在一个大动荡的年代。从思想史的角度看, 礼崩乐坏的大动荡年代亦正是思想文化繁荣兴旺的岁月。一方面, 各种各样的思想, 无论是正统还是异端, 无论是来自本国还是来自他乡, 均可合理合法地进出和生长；另一方面, 这种繁荣兴旺的后面也表明了思想文化领域事实上存在着无序状态, 社会仍然急切地渴望着某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胜出。

　　1911年10月, 中国人民推翻了腐朽无能的清朝政府, 建立了新兴的共和体制。但是, 由于辛亥革命来得太突然, 民众精神准备不足;又来得太容易, 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逼使清室退位,因而人们惶然不知应当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崭新的中华民国。不错,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 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一直在苦苦寻求现代化的道路。起先, 为着稳中求进, 不致天下大乱, 人们欲效仿日本的君主立宪模式, 但清廷顽固僵化, 死死地抱着既得利益不放, 不愿意做任何实质性的退让。此路行不通, 孙中山等一些先进而觉悟的中国人便认为, 必须放弃幻想, 以革命代替改良, 推翻腐朽的清廷, 只有搬掉清廷这个最大障碍, 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才有实现的希望。

　　很有意思的是, 孙中山提出的革命纲领中的头两句话“ 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 与550年前朱元璋为推翻元朝政府而提出的口号:“ 驱逐胡虏, 恢复中华”,有着惊人的一致。正因为如此,依我浅见, 在一定意义上看, 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制度革命, 还不如说是一场种族革命。显然, 以推翻人口占少数的异族统治者作为革命的目的, 更容易在人口占多数的被统治的汉族中唤醒和激发民众参与反满。当然, 作为胜利者的孙中山绝不会对满族进行种族屠杀, 否则他就不会在辛亥革命后立即提出了“五族共和” 的思想,因为孙中山心里很清楚, “驱除鞑虏”只不过是动员国人起来造反的一种高明策略罢了。

　　历史确实翻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 推翻旧王朝的人们依然没有看到现代化的希望曙光。袁世凯治下的政府章法混乱, 政坛乌烟瘴气, 政局一塌糊涂；西方的民主政治理想一旦从书本落地到现实, 人们方才发现操作起来竟然是那样地复杂和麻烦, 那样地生疏和失措；外蒙古的自治问题尚未解决, 卖国的21条条约已经签署；中国政府起初不愿参加欧战, 日军却已向青岛的德国势力展开攻击；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失败, 使上一代革命者热忱更加衰退, 毕竟找不到类似“反满”那样动听和鼓舞的口号了。相反, 一部分保守顽固势力又开始活跃起来, 日趋猖狂, 鼓吹恢复帝制, 认为共和不适合国情等等。可以说,《新青年》创刊前后的岁月, 是中国政治黑暗、思想混乱、文化迷茫达到极端的岁月, 甚至连激进的鲁迅在这段日子里也沉默不语, 以读佛经、拓碑刻抄稽康来排遣时日达数年之久！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 一位外国学者深刻地指出：“ 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 遂使社会之船驶人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①国家向何处去？没有人能够回答;怎么才能走向现代化的通途?也没有人知道;似乎整个中华民族全然失去了方向。

　　谁能为我指点迷津?有用而合适的思想武器, 成为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最急缺的最宝贵的资源。失去精神舵手的民族, 是心灵极其痛苦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