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的演进是周期性的。一波又一波的媒介技术，不断改写人类历史的景观。文字、印刷术、电子媒介、互联网依次登场，不停刷新人类媒介技术史。而且，越到后来，媒介技术更替的周期越短，技术升级速度越快。一种传播媒介普及到5000万人，广播用了38年，电视用了13年，互联网用了4年。媒介技术的裂变式发展，使得媒介图景充满诸多不确定性。对于人类而言，媒介技术有点像所罗门瓶子中的魔怪，被释放出来之后，变得不可控，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难以预测。

　　一种新的媒介技术，一旦变现为社会力量和市场效益，就会改变原先的社会结构和市场结构。阿里巴巴在中国市场上叱咤风云，Facebook在美国如日中天，但谁敢保证他们能长盛不衰，江山永固？君不见，柯达、索尼、诺基亚这些行业巨头，当年是何等辉煌！如今，还有多少人能记得这些过去的王者？ 眼下，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浪潮势如破竹，重塑着人们的消费、支付、阅读、健身、旅游、学习、办公、社交等生活方式，也构成了现代生活的基础架构。同时在改变人们生活的还有可穿戴智能设备、无人驾驶汽车等物联网、云端交互等技术的集大成者，没有人能确知明天世界将会被技术改造成何等模样。而且，媒介技术革命还在持续，我们无法预料它会向何处去,但有一点似乎是清晰的，那就是，我们正处在新一轮媒介技术和传播革命的演进周期中，正处在继文字、印刷术、电子媒介之后的第四次传播革命的大周期中。这一媒介技术革命大周期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互联网技术这一神奇的技术创造，对人类社会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它改变的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实体空间，而且凭空打破物理、地理的限制，创造了虚拟空间。这一虚拟空间不仅重构了人类生活空间，而且重构了人类的社会逻辑。

　　一

　　当然，新媒介技术的出现并非一定会将旧媒介技术赶出历史舞台。在很多时候，新旧媒介技术并非楚河汉界、泾渭分明，而是呈现出融合状态，正如杰克·富勒所认为的：“每种媒介都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新媒介通常并不会消灭旧媒介，它们只是将旧媒介推到它们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①互联网技术横空出世，将此前的媒介技术功能囊括进去，也就是说，互联网媒介本身就是一个巨型的融合媒介，它兼容了此前众多媒介的功能。关键是，互联网媒介技术的活性远远大于此前任何一类媒介，它完全是开放性的。这种开放性表现在：

　　一，它几乎向所有的社会主体开放。此前的历次媒介技术革命，在社会空间落地后，迅速沦落为精英群体和利益集团控制的工具。相比之下，普罗大众往往就沦为看客。即便后来大众媒介崛起，其开放度也是有限的。大众更多是媒介消费的主体，而不是媒介传播的主体。

　　二，它超越了实体空间的限制，在虚拟空间中，可以无限延展其表达的空间。媒介作为时间与空间的技术，其开放性在互联网媒介身上表现得极为充分。传统意义上的疆土、疆域的概念，在互联网空间里遭到颠覆。

　　三，技术未来是开放的。面对互联网，我们很难估料其技术极限在哪里。互联网技术具有超强的技术活性，这是此前任何媒介技术难以企及的，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前的新传播革命影响会超过此前的历次媒介技术革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引爆的新传播革命，将先行的媒介技术深度卷入，将不同的媒介形式重组输送，形成一个高速的信息交换系统，也成为社会新的结构力量和权力逻辑。

　　此前的媒介技术所产生的还是局部性的，远不及互联网媒介技术的影响，互联网进入中国20年，对中国的影响更是空前的，它与中国社会转型叠加在一起，形成“乘数”效应，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极为深广。媒介技术革命几乎颠覆了人类社会的逻辑，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因它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结构关系，再造了新的社会关系，甚至连人类的思维逻辑都受到颠覆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仍在继续，从深度和广度来说，这种影响都未到极限时刻，也就是说，整个人类社会都被深度卷入媒介技术革命的大周期中，都要应对媒介技术革命新常态。

　　二

　　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周期同时遭遇媒介技术革命大周期，这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应对这场社会革命与媒介技术革命叠加在一起的大变局？这对中国的社会管理者、媒体人及每一个社会主体，均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媒介技术革命带来大众政治的勃兴。②新媒介技术革命释放出的天量级的技术活性催生难以驾驭的社会活力，这种活力颠覆了传统权力结构和秩序惯性，同时也改变了此前封闭、科层化的传播权力结构。在新媒介技术革命发生之前，由于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受到政治组织控制，中国的政治传播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科层的层级与链条过长，也使信息传播中的失真较为严重。互联网的出现，使政治传播呈现出扁平化和非线性的特点。

　　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互联网的最大功能在于：它打破了政治传播的科层制，使得层级传播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③新媒介赋权使此前那些远在传播权力之外的“沉默的大多数”，形成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从而使得大众政治的影响力在互联网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在这种完全开放的社会语境下，若社会管理者继续因袭此前的控制性理念，以管理者自我为中心，过度强调刚性稳定，不计成本地将极具活性的社会力量控制在预想的框架中，这不但不能消弭风险，反而会激化风险，加剧风险化解的难度。因此，应对新媒介带来的大众政治风险，只有以开放应对开放，变控制为治理，将社会力量纳入协商框架，在对话和协商中建立一种新型社会互动关系，才有可能在大方向上不至于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