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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如何看待科学家参与政策制定:从科学素养、社会网络和信任的角度
2017年06月06日 10:04 来源:《新闻大学》 作者:游淳惠 金兼斌 徐雅兰 字号

内容摘要:1507),本研究检验了科学素养、社会网络、科学家信任等因素与公众对科学家参与政策制定的态度之间的多元关联性。1)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度越高,以及对科技在社会发展中的期许越高,则其对科学家参与政策制定的支持度也越高。二)概念的测量本研究所测量的概念包括了社交网络、科技类新媒体使用、科学素养、政府信任、科学家信任、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度和公众对科学家参与政策决策的态度等概念。从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分析,可以看出公众的“科学社会网络”和“科技类新媒体使用”会间接对“公众对科学家参政的态度”产生影响,即透过“科学家信任”、“科学素养”和“科学与技术发展期许”等变量,对“公众对科学家参政的态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信任;研究;科学素养;政策;态度;影响;媒体;科学家参与;网络;科学技术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近年来,国内发生PX化工项目、转基因食品、核能等和科学技术息息相关的公众热议话题。这些议题中,相当一部分民众所张扬的“民意”和问题背后的“科学”本质有很大的出入或偏差,成为此类争论中一个令人关注的特点。网络舆论和科学家群体,由此也成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博弈力量。本研究立足我国当前公共政策参与文化尚未完全发展成熟这一社会环境中,探讨公众对科学家参与政策制定的态度。通过一个全国性的抽样调查(N=1507),本研究检验了科学素养、社会网络、科学家信任等因素与公众对科学家参与政策制定的态度之间的多元关联性。研究发现:(1)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度越高,以及对科技在社会发展中的期许越高,则其对科学家参与政策制定的支持度也越高;(2)公众的科学素养越高,越支持科学家参与政策制定;(3)公众的人际关系圈中具有较高科学素养的人越多,其对新媒体中科技相关内容的关注度越高,则其科学素养水平和对科学家的信任度也越高。

  关键词:科学素养/社会网络/科学家信任/媒介使用/政策制定

  作者:游淳惠 金兼斌 徐雅兰

  简介:游淳惠,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金兼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雅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标题注释:本文受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重大课题计划“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科普宣传与风险交流”(2016ZX08015002)和国家社科基金2011年一般项目“社会网络中的舆情演变机制研究”(11BXW018)资助。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关联愈加紧密。近年来,诸如PM2.5雾霾、转基因食品、核能和PX产品等带有科学背景的公共事件,成为舆论热点,也促使人们开始关注这类带有学科专业性的重大公共政策或决策制定过程的科学性、合理性问题。

  公共政策具有引导、管制、调节和分配等功能,这些功能调控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莫勇波,2013)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本质上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Bardach,1977:p.3-99)在涉及科学背景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科学家的参与应该是一个自然而合理的选择。科学家利用其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和科学思维,能有效地平衡单纯行政管理思维下可能导致的政策失衡,弥补政府组织能力与专业信息不足等缺失。(汝鹏、苏竣,2008:p.111-117)因此,科学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具有现实意义。

  而在公共政策的现实制定讨论中,的确,无论国内国外,经常能看到科学家的身影,听到科学家的声音。也有部分科学家基于本身的社会责任和个人行政抱负,学而优则仕,选择投身于国家的公共服务,直接主持和参与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与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在2015年2月公布一项针对全美的公众和科学家调查发现,87%的科学家认为,科学家应当在公共政策的辩论中担当积极的角色。在我国,科学家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一直也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有诸多建言。①

  另一方面,公众政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执行,必须有民意基础。因此,民众如何看待科学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便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以往研究表明,受众对于科学家群体的信任,会影响到其对于科学家参与政治的态度以及对相关公共政策的支持。值得指出的是,就民众对于社会群体的信任而言,科学家属于高社会公信力群体,高于民众对政府、媒体、警察和医生的信任度。(邹宇春,2015;金兼斌、楚亚杰,2015:p.65-80)

  然而,民众对科学家群体的相对高信任近年来也不断遭遇冲击和挑战(Fiske & Dupree,2014)。2004年《南方周末》一篇报导“转基因稻米:13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指部分科学家因个人利益而力推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引发许多民众对转基因技术和产品的抵制,对科学家群体的社会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刘鉴强,2014)郑也夫认为中国已进入了“信任危机”时代,人与人、人与制度关系不断发生冲突。(郑也夫,2006)就民众对科学家的信任而言,一方面,不少民众认为科学家会凭自身的专业操守和知识素养,做出正确且符合公共利益的决策;另一方面,在民众对政府的制度性信任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这种对特定群体的信任也会变得脆弱,特别是媒体对一些学术腐败和科研不端科学家的揭露,也让部分公众以不良政策的合谋者来看待有关科学家在一些诸如转基因和核能等敏感问题上的决策参与,质疑科学家在参与决策过程中夹带了私人利益。(Cook et al,2006)如上所述,民众是否理解、支持、认同科学家参与重大公共问题——特别是具有科学背景的公共问题——的政策讨论和制定,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在这样的社会现实背景下,来探究公众对科学家参与公共政策讨论的态度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从理论上言,受众对于公共政策和科学家参政的态度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认同过程。本文从“刺激—反应”理论出发,从公民认知角度,来剖析影响受众态度的因素,将相关影响因素分为外部环境和个体内在因素两大类。其中,外在环境的刺激包括媒体使用、个体的社交网络;内部刺激包括个体心理的信任差异、科学素养。

  以下我们先对本文所涉及的关键概念进行辨析,并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然后介绍研究设计和方法,对有关研究问题进行回答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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