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曙扎根于厚实的传统文化，他的艺术语言遵循着东方美学法则：道法自然，境由心生。他对经典的把握更深刻地加固了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并由此产生强大的吸附力量。他以金石家的眼光创作的金文、隶书，多取法汉砖、碑额，并在大量砖文碑额题跋中对此心怀敬意：“古砖砚中篆文古拙有致，刻画相映生辉，暇时展玩，一乐也”（题《万岁》），“汉篆铭文多呈凝练迟涩之态，异于劲挺明快一路”（题《建宁四年》），“汉代碑额十分丰富，其他如郑固碑之潇洒，鲜于璜之劲拔，白石神君之沉厚，王舍人之清刚各具一格，余作篆取于汉碑额尤多”（题《张迁碑额》）。这使朱天曙的篆隶绝无程式化——保持独特理念，具有无穷张力，既任情恣肆，又寓于法度之中；既有通神之理，又深得三味真趣。他的行书以二王一脉为宗，对帖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又把碑学中篆隶书精华与帖学笔法融通，进而形成赋予个性色彩的艺术语言。朱天曙还以金石气息丰富行草的意趣，以碑版苍茫古拙增加行草书的厚重，以温文尔雅的节律经营出雍容大度的气象，厚重，不刻意，不雕琢，在逸笔草草中显露出个人情调。更可贵的是，他不会为“技法”的表象所迷恋，也不因狭小的书斋而固步自封，相反，他的笔墨受到金石碑版的滋润而显得深沉，也因他长期浸淫在先贤典籍中而文气绵长，这也增加他书法审美的维度。朱天曙，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博士，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后。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画》杂志专业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