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国学堂》我们在谈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声律启蒙》时，说到“对韵律的敏感是孩子的天性”，其实喜欢听故事也是孩子的天性。因其天性而加以引导，就能事半功倍；逆其天性而“塑造”，势必劳而无功，甚至伤害了学习兴趣，后患无穷。儿童是需要故事的。在故事情境当中会获得角色感，从而演习“设身处地”的思维的方式，培养对人对事的“理解之同情”，所以“故事”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口中的“国学”，绝非“中国固有之学术”那么简单。前辈学者提出的“国学是六经”，则是对“国学”非常精当的廓清。笔者的鄙意，盖“六经”当中，饱含着我国族民人之成为我国族民人的历史文化精神。易言之，“国学”即饱含历史文化精神之学，这是如今一般民众对“国学”的普遍定位。

　　这个清明节，中央十台做了一期清明主题的节目，邀请的访谈嘉宾，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先生，和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先生。在讲到“黄帝”时他们谈到，文化不同于考古。信哉斯言，文化的真实，并非全是历史的真实。有关古史的神话传说，事之未必，理则当然。其“理”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文化精神”。

　　首先要说的，是神话传说的最早起源已不可考，见于载籍者也早晚不齐，其形成、发展、丰富的进程也不尽一致。但对于今天的我们，一是它们已经获得普遍认同；二是它们已经无分先后，在我们面前平行展开，所以因篇幅所限，我们不作具体考订，只作既成事实，来以“国学”的视角论述之。

　　盘古开辟创世，无所为（去声）而为（阳平）之，乃知在国人心中，世界的创生，原无一造物主事先之设计，也不体现造物主的主观意志。盘古死而身化，为日月，为山川，为草木，为风雷，体现着国人对于“死”的态度：身则物化，神则消散。

　　古人常有一种“仰观俯察”的姿态，譬如言仓颉“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纹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孟子言人生三乐，其二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就是王羲之兰亭之会，也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对天之仰观，对地之俯察，谁其为之？则这天地之间，有一主体性之“人”，是以中国文化以“人”与“天”“地”相参而称“三才”。我们从盘古“顶天立地”的雄姿，就看到了在我们的观念中“人”的顶天立地的姿态。

　　盘古创世未完而中道崩殂，造人的工作是由女娲来完成的。其作为母系氏族社会遗迹的价值，无关于“国学”。只是女娲造人而并不令人顺从之，这岂不就是老子所谓“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成功不居”“利万物而不争”吗？

　　后来，女娲又炼石补天，积灰堙水，为生民的福祉不辞劳苦。她与尝百草一日中七十毒的神农氏，以及治洪水而“股无胈、胫无毛”“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都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厚生爱民”的文化精神的体现。

　　洪水神话是广泛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神话母题，笔者为学生讲“大禹治水”，曾请他们与基督教《圣经》中“挪亚方舟”的故事相比照。笔者何敢言其高下，只是要见出彼我之不同而已。这场洪水的原因，彼言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人类与万物只能顺受；我们则不问其来处，只是积极应对。这场洪水的消退，彼言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则是大禹历尽千辛万苦，开山凿石，疏浚河流多历年所而成就的伟业。这是对“人”的艰难困苦、百折不挠、人定胜天的伟力的壮丽颂歌。

　　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非常丰富，限于篇幅，略举几个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知道的富于文化内容的神话传说。对于儿童来说，不必作此过于深刻的要求，只是当故事讲便可。其中自有想象之瑰奇，情节之曲折，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精神，可留待将来知识日广，能够产生文化的反省自觉时，慢慢品味出来。对于成人，则需要在历史文化精神层面上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