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编撰工作于1992年全面铺开。其中，《语言文字典》的编撰任务由湖北省承担。相较于《文字分典》和《音韵分典》，《训诂分典》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更为繁冗复杂，算是一块比较难啃的“骨头”。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思维和他的编撰小组沉下心来，耐住寂寞，信守承诺，用十五年的时间潜心编撰大典。至今，共计800万字的《训诂分典》编撰工作已进入尾声。

　　　　发挥余热接重担 爬罗剔抉理脉络 

　　《训诂分典》项目在承接之后的两年内迟迟未能启动，或许是因为此前从未接触过类似项目，不知该如何下手；又或者编撰难度实在太大，华中师范大学先后有两位老师尝试承接，最后又不得不放弃。

　　面对华中师范大学“接”还是“不接”项目的两难处境，已经退休的李思维临“危”受命，迅速组织学术团队，让这个已经搁置了两年的国家级文献项目“起航”。

　　“其实，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想为华师争口气。”李思维说，“更为重要的是，这部《训诂分典》对于推进训诂学研究发展大有裨益，还将为从事语言文字及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便利。我这也算是发挥余热，为我国文化发展作些贡献。”

　　李思维告诉记者，《训诂分典》编撰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翻看从春秋战国至清末各个历史时期传统训诂学研究方面的文献古籍，搜集历代学人对训诂问题所作的各种理论性分析、论辩。为了确保所梳理的训诂学发展脉络系统全面，还需关注训诂学家传记、训诂学研究事件以及训诂著作的编撰记录、版本说明等方面的内容。

　　　摸着石头搭框架 查阅典籍三千种 

　　“当初接下任务时，我认为只要把前人的研究分类整理、编撰成书就可以了。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编撰的难度也在不断增加。”李思维说，“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如何搭建分典的编撰框架。因为在这之前，并没有多少人对传统训诂学的学科结构和主要内容进行过系统探讨，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倘若这个框架搭不好，就会在今后的编撰过程中出现资料难以归类的问题。”

　　为此，李思维和编撰小组翻阅了诸多前辈的著述，并经常向著名文献学家、时任《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湖北总负责人的湖北大学教授朱祖延请教，经过多次商讨和仔细斟酌之后，最终确定了编撰体例。

　　解决了编撰体例这个难题之后，更为繁冗复杂的是收集、查找资料。因为训诂学涉及语言的各个方面，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有性质、方式方法、实践形式和特殊用语等，想从浩如烟海的训诂学相关研究著作中系统全面地梳理出学科的发展脉络，做到尽量不遗漏任何有价值的史料，绝非易事。

　　接下项目之后的头两年，编撰小组成员辗转北京、上海、台湾等地搜寻古籍孤本、罕见珍本以及没有公开出版的稿本。如晚明张崇缙的《白涯书抄》抄本、清人胡世琦的《小尔雅义证》手稿本、王仁俊的《尔雅学》手稿本均被列入搜罗范围之内。除此之外，几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还带领学生们泡在华师图书馆里，没日没夜地查找文献。整个团队最终查阅了近3000册古籍，引用1990余种。

　　“为了忠实收录原始资料，在查阅过程中，对于一些存在几个版本或文字差异的古籍要进行甄别；而许多文献资料是原件复印的，还需要重新点校。这些都需要沉下心来，逐一批注修改。”李思维回忆道。

　　　大典既成英才育 泽被后学心悠然 

　　起初接任编撰工作时，除了心脏有点儿毛病之外，李思维的身体还是很硬朗的。项目启动之后，日复一日的劳累让他的健康每况愈下。2013年初，就在《训诂分典》进入收官阶段，他的右脑部位被查出有一个鸭蛋大的肿瘤。3月下旬，李思维接受了历时13个小时的脑部手术。尽管手术难度很高，肿瘤还是被顺利切除。“大概是老天爷也想让我把大典完成吧。”李思维略带诙谐地感慨道。7月份复查之后，他只在家里休息了两天就又回到工作室，继续做书稿最后的校对工作。

　　“这部《训诂分典》大致涵盖了训诂学的核心内容。人们通过浏览目录就能对训诂学的学科结构、基本理论、实践形式有所了解。与此同时，齐备的文献资料也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便利。”李思维说，“我们不仅完成了这项国家工程，在此期间，还培养了一批古汉语研究人才。这十五年虽然过得很辛苦，但做了件有益的大事，也让退休的时光过得很充实。”

　　李思维说，现在的工作已经轻松多了，主要就是校对样稿或者联系评审专家。当记者问起，究竟是怎样的信念让他这十几年来，不计较个人得失，任劳任怨地做学问，李思维平淡地回答：“就是因为国家和人民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