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学界的客观研究成果有助于提升佛教文化品位，增加其理性成分，减少盲目性、极端性、狂热性，真正把握智慧、道德和利他精神。学者与信众互动也有助于整个佛教健康良性地发展，促进宗教学术的研究，增强学界研究的责任感、使命感，丰富宗教学的内涵，在相互理解中促进彼此和谐，推动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

　　方立天，1933年生于浙江永康，1956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助教、讲师，1984年经教育部特批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主要从事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在中国佛教哲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主要著述有10卷12册《方立天文集》，分别为《中国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法藏与〈金师子章〉》、《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等。

　　在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中，印度佛教自东传以来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影响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学者的哲学思考。佛教对于中国文化有什么意义？中国佛学形成了哪些特有的品格？近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著名佛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方立天教授。

　　毕生与佛教佛学结缘

　　《中国社会科学报》：相对其他领域而言，佛学研究比较冷僻，您是怎样走上这条研究之路的？

　　方立天：我选择佛学研究有感性和理性的原因；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是众多因缘条件的结果。在北大的学习提高了我对佛教的理性认识。通过冯友兰、任继愈先生的课，以及阅读典籍，我了解到佛教是思想广博、深奥的体系，既是宗教，又是内涵丰富的哲学，从而萌生兴趣，也改变了思维方式。

　　研究佛教还与我个人的幼年生活经历有关。我母亲崇信佛教，又因很多子女夭折，所以格外保护我的生命。我出生时，母亲专门住在一个名叫“观音塘下”的小山村里待产，还把我的小名“观生”写在纸上，贴在村里关帝庙中的神像背后。由于这些缘故，我内心并不排斥佛教，反而有亲近的感觉。浙江是佛教大省，受禅宗和天台宗的影响很大，在集市上替人看病、买药的村医常是和尚。佛教治病救人、解除痛苦的行为令我印象深刻。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有了研究佛教的平台。人大的教研室规定老师不仅应在教学上通讲中国哲学史，还应分时间段对其进行研究。开会的时候，因为我发言较晚，先秦、两汉、宋明到近代都已有人报名研究，所以我准备从无人研究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入手。这个时期儒释道并行，起初本想在研究中兼顾三者，但精力有限，最终决定主攻最难的佛教。从此，我毕生便与佛教结缘。

　　《中国社会科学报》：汤用彤、任继愈等前辈均对中国佛学史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您认为自己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方立天：首先我无论是治学方向还是目标，都师承了北大学脉的传统。胡适、汤用彤、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和石峻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大背景下探讨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发展和演变，我深受他们的影响，也从这个角度展开研究。在这个学术系统中，我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重视佛教的中国化研究，即自从印度传入后，如何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实际相结合并发生变化。二是思考佛学研究和讲授如何才能通俗易懂，如何用现代语言表述，如何采用现代方法研究现代问题。三是我多年来总感觉中国哲学史课程中佛教的内容讲得不充分，所以研究佛教时有一个心愿，即深入探讨中国的而非印度佛教哲学的内容。我认为，应对历史上中国佛教思想家的成果加以整理，使其系统化。我的努力也集中在这些方面，形成了《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这三部书，做了些为学术添砖加瓦的工作。